我的前半生搬到哈尔滨

搬到哈尔滨(1)

　　在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只有几个年轻些的人还有点兴趣谈天说笑，愿意跟看守员打打“百分”，其他的人则很少说话，即使说起来声调也不高。车厢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沉寂的。有不少人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我虽然不像回国时那样恐怖，却仍是比任何人都紧张。这时，正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不久。有一天夜里，我见溥杰跟我一样睡不着觉，便悄悄地问他对战局的看法。他死阴活气地回答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我领会他所谓“完啦”的意思：一方面指中国必然吃败仗，至少东北要被美国军队占领；一方面担心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先动手收拾我们这批人，免得落到美国人手里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犯人们的共同想法。

　　到了哈尔滨，看到管理所的房子，我越发绝望了。管理所的房子原是伪满遗留下来的监狱，看见了它，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这所监狱是经日本人设计，专门关押“反满抗日犯”的地方，共两层，中心是岗台，围着岗台的是两层扇面形的监房，监房前后都是直径一寸的铁栏杆。由洋灰墙隔成一间间小屋，每屋可容七八人。我这屋里住了五个人，不算拥挤，不过由于是日本式的，只能睡地铺。我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听说拆掉了。刚住进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伪满时关在这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不过单是听到那铁栏杆的开关声，就已经够我受的了，这种金属响声总让我联想到酷刑和枪杀。

　　我们受到的待遇仍和抚顺一样，看守员仍旧那样和善，伙食标准丝毫没有变化，报纸、广播、文娱活动一切如常。看到这些，我的心情虽然有了缓和，却仍不能稳定下来。记得有一天夜里，市区内试放警报器，那凄厉的响声，在我脑里久久不能消失。一直到我相信了中朝人民军队确实连获胜利之前，我总认为自己不死于中国人之手，就得死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中。总之，我那时只想到中国必败、我必死，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结果。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从报上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当时谁也不相信；到了年末，第二次战役大捷的消息来了，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我们还抱有很大的怀疑。过了年，有一天一位所方干部站在岗台上，向大家宣读了中朝军队光复汉城的新闻号外，各监房爆发出激烈的掌声。那时我心中仍旧半信半疑。二月间，报上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所方恐怕引起我们惊慌不安，停止我们阅报，我们不了解内情，便断定是在朝鲜前线打了败仗，怀疑以前的捷报全是假的。我由此认为自己的厄运快来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被铁门声惊醒，见栏杆外来了好些人，从隔壁监房里拥着一个人走出去。我认为这必是美国军队逼近了哈尔滨，共产党终于对我们下手了，不由地浑身战栗起来。好容易度过了这一夜，天亮后听同屋子的人议论，才明白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原来前“四平省长”老曲半夜小肠疵气病发作，看守员发现后，报告了所长，所长带着军医和护士们来检查了一下，最后送他进了医院。我当时由于恐惧和联想，弄得神魂颠倒，所以只看见军装的裤腿，竟没看见医生和护士们的白衣衫。

　　这个误会的解除并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我怕听的除了夜里的铁门声之外，还有白天的汽车声。每逢听见外面有汽车响，我就疑心是来装我们去公审的。

　　我白天把精力放在倾听、观察铁栏杆外边的一切动静上，夜里时常为噩梦惊醒。和我同屋的四个伪满“将官”，情形不比我好多少。他们跟我一样，饭量越来越小，声气越来越低。我记得那些日子，每逢楼梯那边有响声，大家都一齐转头向栏杆外窥探，如果楼梯上出现一个陌生面孔，各个监房里一定自动停止一切声息，好像每个人都面临着末日宣判一样。正在大家最感绝望的时候，公安机关的一位首长来到监狱，代表政府向我们讲了一次话。听了这次讲话我们才重新看到了生机。

　　这位首长站在岗台前对着各个监房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代表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民政府并不想叫我们死，而是要我们经过学习反省，得到改造。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的政权下，多数的罪犯是可能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他说完，所长又讲了一会儿。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只想到死，看什么都像为了让你们死才安排的。你们可以想想，如果人民政府打算处决你们，又何必让你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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