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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见土肥原(2)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当时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再不找别人商量。

  但是,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从北京跑回来,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里,打探了消息,然后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此时刚刚去世)。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不语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出来打圆场。铁良说了些“从长计议”的话,透出他是支持陈宝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几句,连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的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后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对我会更加不利。至于这个高友唐,更有接见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告诉我,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我选择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听了他的话,我冷笑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读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是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向我说话的。他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我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他说:“如果有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决不敢骗人的。”他似乎颇能懂得我的心理,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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