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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潘家鐅之敌石井大队及伪军七百多人,乘敌我在丰利作战之时,分两路进占三仓。我以第二、第三、第七共三个主力团及抗大九分校,将进攻之敌全部包围于三仓,经昼夜激战,予以重大杀伤。可惜我火力不足,黎明时敌人突围窜逃。丰利争夺战先后进行了五次,打得也很激烈和出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丰利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争夺战。十二月八日晨,敌伪分三路合击丰利,来自掘港的一路约五百八十人,从丰利东南进行迂回,与另两路敌人相隔较远,行至花市街、双灰山以北,遭到我师部特务营两个连和第三旅第八团一个营的前后夹击,大部就歼。

  据统计,我歼灭伪军团长以下三百余人,其中生俘一百九十五人。毙日军三十余人,包括敌南浦襄吉派的督战代表小野大山,生俘日军两名,其中一名叫羽田的分队长举枪投降;我缴获轻机枪八挺,迫击炮一门。与此同时,进攻丰利之敌的另一路,经丰利坝窜入丰利。我主力一部尾追突入镇内予以痛击,毙伤敌一百余人。残敌不支,施放毒气,仓皇逃脱。第五次丰利争夺战,敌人从南通、如皋、东台、兴化前后五次抽调部队增援,南浦亲自出马指挥。我们与敌人纠缠了七昼夜,毙伤敌伪八百余人,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了丰利。

  为策应和配合我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给敌伪以更沉重打击,我第一、第二、第三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向敌伪薄弱据点出击。各部连续作战一个月,攻克掘港、临泽,袭击了如皋、古溪、李堡、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据点。此役号称“十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和锻炼了人民。

  我们的指挥机关也战斗化、游击化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第五次丰利争夺战后,我率领“前指”转移到第二分区三仓与弶)港之间休整,当时正值旧历年关,为了让大家过个愉快的节日,我通知乘渔船在海上隐蔽活动的师直机关人员上岸与我们会合。黄昏得到情报,敌人在周围几条线上增兵。我们判断敌人第二天要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敌进我进,立即率领师直机关向敌人来路富安、安丰方向行动。第二天拂晓我们到了鲁家灶村。村北有条山西向东的小河,河南岸有一条通向安丰的小路,我估计袭击三仓的敌人可能经过这条路。当时队伍已行军一夜,我们没有休息就过了河。果然,机关人员刚过河,后卫就同从安丰出动的敌人打响了。部队交替掩护有秩序地全部过了河,但目标已经暴露。我们只得赶快北移。中午到达四灶,炊事班埋锅烧饭,买鸡买肉,准备让大家过个好年,岂料饭菜还未熟,又响起枪声,原来敌人也学乖了,分路分梯次行动,前面走过去,后面又跟上来了。

  于是我们拉起队伍,带上饭菜又继续走。天晚了,走到七灶,刚打算做晚饭,北面又发现敌情,便回头再向南走,凌晨到张家灶。敌人刚从这里袭扰而去,于是我们便在此一面休息,一面派出侦察员向几个方向警戒。不久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集合在场上,指挥官正在训话。一部分鬼子把抢来的东西装上小车、担子,押回李堡据点去了。”我据此判断:敌人不待天明就集合训话,肯定不是返回据点,而是还要杀“回马枪”。立即通知集合队伍,继续向南走,打算越过海安到丁家所的公路,跳到如东汤家园地区去。

  走上公路,我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小树枝一挑,还是软的,再一察看,路上还有许多皮鞋印,判定敌人正利用黑夜向李堡增兵,这批敌人后面可能还有跟进的,我们要抓紧这一间隙越过公路。果然,后续之敌从海安方向开来了,我们毫无声息地俯卧在公路两测,待敌人通过后顺利地越过了公路,接着渡过了丁埝向东的大河,第二天清晨全部跳出了敌人合击圈,安全到达汤家园。傍晚得悉在我们离开张家灶后,敌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只是扑了个空。这次行动经过一天两夜,反复行程一百多公里。从海上登岸的机关人员连续行军两昼夜。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也同样地在同敌人周旋、游击。我们的机关和机关干部已经能适应这种环境,一面作战,一面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苏中军区机关尽管一直是日寇寻歼的目标,却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

  我们还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展到海上。苏中沿海一直是海匪出没的地方。旧社会为匪,多是被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民族意识。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陆洲舫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平仲部,组建了海防团,在以弶港为中心的斗龙港、环港、小洋口、吕四、南坎、北坎等十余处港口,开辟和建立了党、政、群工作。我们在苏中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渔业、盐业生产,建设后方基地,还从海上沟通了同山东根据地。苏北根据地、上海地下党和浙东纵队的联系。

  一九四一年敌我作战频繁,从一月至十一月,全师共作战三百三十四次,毙伤敌伪军官兵五千三百人,俘虏敌伪军官兵三千八百九十人。如果加上十二月份的战绩,数字还要大一些。三仓及共周围的一仓、二仓经过反复争夺,被夷为一片平地,但敌人始终未能在那里安下据点,更谈不上修筑至潘家鐅的公路了。敌伪占据了几乎全部城镇,控制了主要水陆交通线,安设了大小据点三百四十多处,以据点和交通线为脉络,控制了据点附近和交通干线两侧的大部分农村,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苏中根据地缩小了。

  但是我党我军在不断胜利的斗争中赢得了时间,推迟了不少地区伪化的进程,限制了伪化的区域,保持了回旋余地较大、相对稳定的基本地区,各分区也都保持有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和广阔的游击区,还不断深入敌占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打击敌伪,宣传与组织群众。苏中抗日根据地仍控制全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并在接敌的边缘区逐步建立起敷衍日伪而主要为我们服务的“两面性政权。”党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全区有中共党员九千六百二十人,支部一千零一个,区委一百二十二个,县委十二个和县分委四个。更为重要的是,在严酷的战争中,全区军民经受了锻炼,结成了鱼水相依的深厚感情。到了这时,可以说我们已经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

  积极的斗争方针,不是盲目硬拚,而是依据敌我形势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主动行动。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对我们这一段所采取的斗争方针不够理解,甚至有所怀疑。殊不知苏中是敌我必争之地,如果在敌人严重进攻面前,不采取积极的斗争方针,敌人就会迅速分割、封锁、压缩我解放区,实现伪化。而我们则会地区日蹙,军民情绪低落,作战丧失主动,进而被逼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苏中就会成为游击区,而不能建成基本根据地,更谈不上对华中全局作出应有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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