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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毛泽东同志对于这次失利是有预见的。他在七月四日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上,特别提到部队拉出去不利。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当毛泽东同志得知我们在郴县作战失利转战到了桂东之后,就带了一个营来接我们。他很注意做第二十八团的工作,出发时交代了第三十一团,见面后不要讲第二十八团的缺点。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听到毛委员来接了,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非常亲热,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经过这一次的教育,多数同志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在少年时期,痛恨军阀残害老百姓,就想拿起枪杆子打倒军阀。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我被湖南反动当局通缉,跑到了武汉,参加了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我欣喜自己扛起了枪,当了革命战士。教导队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但只能算是养成教育。在我以后的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当我们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边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朱德、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那一带只搞了个把月,但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湘南起义后,许克祥带五个团人马来进攻我们,朱德同志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我们运用新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敌许克祥五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

  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军事斗争的成果,建成了党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工农红军,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了有力的拳头。所以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当然,那时的运动战还是初级的,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井冈山时期,为适应红军战略战术的要求,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了。没有花架子,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很重视爬山。我们在连队,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顶。休息几分钟又跑下山。然后才吃早饭。其次是重视夜战的训练。有的干部、战士,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夜晚怕鬼,经过讲科学知识,现场训练,逐渐地克服了。此外就是训练射击、刺杀和投手榴弹三大技术。这是同当时的武器装备情况相适应的。那时弹药很少,一枝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有五发子弹就算很多了,因此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每天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我一只手举起步枪,可以举一、二十分钟。我的手劲在叶挺部二十四师教导队时已有锻炼,后来就更强健了。记得一九五〇年,我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一位按摩医生同我比握力,他见到我的握力和他差不多,使他大为吃惊。经过严格训练,我的枪打得比较准。打起仗来,三发子弹怎样使用呢?就是冲锋前打一二发子弹,都是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接着就是冲锋。第三发子弹要留着打追击时用。

  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朱德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我们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的战例,可举一九二八年六月粉碎国民党军对我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敌抽调湘赣两省十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以湘敌吴尚部五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以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我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岗,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我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之一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二十八团及三十二团之一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

  那时,我还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当我们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我们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我们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午后,我们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我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二看,只跟我上来了九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于是我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我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我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我们门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我们拿机柄,空枪让他们背。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到了一九三〇年夏,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当时我是基层干部,谈不上从理论上作深刻的认识,但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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