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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如饥似渴”飞“如痴如呆”这八个字来形容我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我看是很恰当的。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上课听讲的座位,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我除了上饭堂吃饭、上厕所大小便外,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我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上。这样念了两个月,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也掉了,大家都管我叫“癞痢头”。究竟得的是什冬病?我也不知道。解放以后进城了,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肺上有钙化点。我想或许初到常德读书时得的重病就是肺结核吧。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进医院,就是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躺,也就抗过来了。从此以后,我吸取教训,不敢死读书了,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先是短距离跑,后又长距离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总要跑五千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渐渐健康起来了。

  我的性格也变了,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我都在思索,只是找不到答案。有时我独自一人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感到苦闷和彷徨。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终于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二师的正式生。学校的班次是按入学先后排的,当时全校有好几百人,一九二五年招的学生全编在二十七班。

  我在二师念书的时候,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

  【参加学潮】

  二师那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学生思想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很浓,两个营垒的阵线也很鲜明。

  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不富裕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当然参加后一派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我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我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一九二六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滕代远比我早入学,他在二十四班,一九二四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二十九个县里招收六十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二十九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一九二五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我们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来到,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我们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校役贴在学校的“公布处”。信的大意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敝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我们采取了三顶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我们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但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缨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

  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共产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我们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我们占了压倒的优势。

  结果,我们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人家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我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入团,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

  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党组织介绍,到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和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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