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粟裕传 | 上页 下页
三〇


  5月中旬,粟裕在缙云县壶镇王龙坑见到了张文碧带领的第一纵队10多名同志。从浙西南突围以后,一纵队60多名精壮战士,奉命北渡瓯江,向浙东地区发展,在当地坚持斗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敌人的“清剿”和反“清剿”中,纵队长王屏等几十名战士先后牺牲了。张文碧等10多名战士在深山老林里苦苦支撑,熬过严冬,迎来了与主力会合的春天。粟裕告诉大家,现在整个闽浙赣的革命斗争仍很艰难,但全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对我们十分有利。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红军击败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天险,长征二万五千里,已经胜利到达陕北,革命的火焰又在北方燃烧起来了。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激动和兴奋。

  六、开创又一个大发展的局面。适应新情况调整新政策,游击根据地建设有许多新创造。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是挺进师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又在浙南开辟了大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从总体上说,罗卓英40个团的“围剿”没有能够消灭红军,挺进师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仍取得反第一次“围剿”的胜利。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出兵湖南,反对蒋介石,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权。蒋介石急电嫡系罗卓英部主力南调,同时采取收买两广部队的手段,对付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挺进师面临的敌情和军事压力缓和了。从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到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红军挺进师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在反第一次“围剿”斗争中,粟裕和刘英经常分开活动,组织形式也相应有了新的变化,即组建了“突击队”和“牵制队”。所谓“突击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由刘英带领,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和省委机关一起在浙南基本地区坚持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牵制队”是挺进师游击队的主力部队,由粟裕带领,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发展新的游击区。

  “两广事变”以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新形势,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刘英、粟裕分别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政治部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国民政府放弃反共,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二是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许信馄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同时重建第二纵队,赵春和任纵队长,张文碧任政委,由粟裕统一领导,回到浙西南地区活动,再度占领龙泉的住溪和遂昌的王村口。

  粟裕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独立处理政治和军事问题,他的军事才能和政策水平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这对红军挺进师游击战争第二个发展时期的出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粟裕脑海里经常考虑着一个问题:红军游击队要在敌后长期坚持,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必须为游击队主力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主动向敌人出击的“跳板”。粟裕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游击根据地建设上有许多新的发展。他带领“牵制队”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根据地,在一些重要地区把几个或十几个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连成一片,建成一个游击基点,相隔二三十里再建一个。这样逐步向外发展,一个个游击基点联系起来,便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在较大块游击根据地外围,还有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这些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开始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考验不断加强和发展巩固,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在敌人势力比较强大、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还有“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种两面政权,或者是把原来的保、甲长争取过来,为红军游击队做事,或者是把秘密共产党员派进去担任保、甲长。敌人来了,他们赔着笑脸接待,虚与委婉应付,成了红军游击队的保护伞和挡箭牌;敌人走了,他们又明里暗里按照红军游击队的主张办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完全为红军游击队掌握,当地群众心中都明白这个秘密。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步步加紧,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粟裕虽然被隔绝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活动,但他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大局,使局部地区的斗争适应全国的形势和大局。他通过各种途径主动了解全国形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决策水平,不断调整游击根据地内实行的政策,靠政策团结越来越多的人,加上有力的武装作依靠,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不断巩固、发展。

  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粟裕改变了过去打土豪的政策,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粟裕调整了对敌斗争政策和口号,对国民党的乡长、镇长和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拖枪过来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把苏区沿用多年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对地主兼工商业者征收“抗日捐”。

  游击队每到一地,找到当地的士绅地主,根据游击队的需要和征收对象的财产情况,要他们捐助一定数量的大米、衣服和现金,并说明这是资助游击队抗日。地主士绅见红军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很有道理,一般都愿意捐献。有时红军游击队进村时地主士绅已经吓跑了,游击队住在这些大户家里,杀圈里的猪,吃囤里的米,临走时留下条子,提出各家应捐的款额,扣除吃掉的米、肉,要他们把不足部分送到指定的地方去。地主士绅回来发现条子,再看看家财没有什么损失,心里比较踏实,大都按游击队的要求把不足部分的钱物送去。这样做的结果,红军游击队和地主士绅的矛盾不但不会激化,相反得到他们称道。当然也有顽固抗拒的。

  粟裕命令游击队先是给他写信警告,后是罚款惩处,最后便采取强硬措施。汤溪周村有个当乡长的地主,游击队通知他出500元抗日捐。他不理睬。游击队对他发出警告,加倍罚款,限期交付1000元,否则严办不贷。他冷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个本事!”粟裕决定煞一煞这个顽固分子的气焰。游击队掌握了这个乡长的行踪,一天趁他出门,在半路上来个“攻其无备”,把他抓了起来。这个乡长见红军游击队较了真,吓得面如土色,腿似筛糠。游击队还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严肃指出他的错误态度,给他讲交抗日捐的道理,问他认罚不认罚。这个乡长连连点头,再三表示:“认罚,认罚。”粟裕下令把他放了回去。这个乡长很快送来了捐款和罚款,逢人便说:“共军厉害,共军讲道理!”

  浙江山区竹木茂密,资源丰富。粟裕在领导游击根据地建设中,不仅重视军事斗争,而且重视发展山区经济,专门制定了支持竹木和山货外运的政策,允许中立的地主士绅和商人自由来去,欢迎平原城镇的商人进山做买卖。遂昌县的门阵乡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这里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还有一条竹木放筏的必经小溪。

  1936年底和1937年初,粟裕先后派部队到这里开展工作,实行新的政策,建成了新的游击根据地中心。门阵乡一时经济发展,商业繁荣,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平原地区的客商运来了根据地极其需要的布匹、药品,再把山区的特产运出去。离门阵较近的浙江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金华,实际上成了红军挺进师的“军需补给基地”。商品流通,促使山区经济发展,群众得益,生活改善,更加拥护红军,协助游击队防奸防特。

  粟裕还重视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亲自向他们特别是向青年宣传革命和抗日。1936年初冬的一个深夜,粟裕率领部队来到深山的一座古庙前。山区的夜寒气袭人,战士们轻轻叩门,想进庙里避风休息。庙里是所小学,教师从门缝张望,借着月光,看见门外站着一批衣衫不整的带枪的人,以为来了强盗,吓得不肯开门,任凭粟裕和战士怎样解释也没有用。粟裕命令大家靠在墙脚下避风。夜风习习,寒彻肌骨,战士们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有人提议:“请师长来一段口琴吧!”

  粟裕从口袋里掏出多年来一直随身携带的口琴吹奏起来。粟裕吹的是许多人熟悉的《苏武牧羊》乐曲,深沉的琴声,吹奏出了西汉使臣苏武被羁漠北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士们先是静静地听着,继而和着琴声低吟,最后放开嗓门高歌。琴声歌声,抒发了红军战士誓以血肉之躯筑起抗日长城的豪情壮志。乐声歌声刚停,庙里响起喝彩声,接着庙门“吱”地一声打开,一名青年教师神情激昂,手提灯笼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两鬓斑白的老校长。校长连声说“请”,把大家招呼进门,不住称赞:“我在山里教书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么好的军队,这位老兵的口琴吹得太好了!”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