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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领导人就是陈毅。粟裕原不认识陈毅,也不了解陈毅。在转移的路上,听人讲起陈毅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亲眼看到了陈毅的所作所为,对陈毅由不了解到逐步了解,进而由衷地钦佩。那时政工干部在部队是不被人重视的。南昌起义时陈毅是武汉军政分校共产党的负责人,8月2日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急赴南昌。他排除各种险阻来到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日夜兼程向南追赶,终于在江西宜黄地区赶上队伍。前委书记周恩来分配他到号称“铁军”的第七十三团当指导员,笑着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潮汕失败以后,许多原来握实权的人都离队走了,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陈毅没有走。他挺身而出协助朱德带好队伍,痛斥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和信任,在部队中建立起了威信,成为粟裕敬重的领导人。

  1927年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10多公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粟裕参加了这次大会,聆听朱德浓重四川口音的讲话。朱德首先当众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他和陈毅来领导,接着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且恳切地说服一些思想不太坚定的人“无论如何不要走”。朱德军长拿俄国革命打比喻,说明革命胜利道路的曲折性,讲得通俗、深刻,在粟裕脑海里留下很深烙印。

  朱德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朱德还卓有预见地指出,军阀之间的战争一定要爆发。他说:“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页。)

  作为政治工作领导人,另一个四川人陈毅的讲话富有鼓动性,他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经得起失败的英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43页。)

  粟裕听着朱德、陈毅分析入理的讲话,更坚定了在失败面前百折不挠的斗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历程中,粟裕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都能坚强挺立,昂首阔步前进,最终夺取胜利,堪称经得起失败考验的真正英雄。

  10月底,部队从信丰来到赣粤边境的大庾山区。正如朱德早些日子所料,这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几场混战。他们各自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和陈毅抓住这个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这就是著名的“大庾整编”。粟裕自始至终参加了整编。

  这次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此时部队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陈毅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在此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共组成9个连队,其中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粟裕从班长直接被提升担任步兵第五连指导员,连长耿凯是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生,后来牺牲了。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对外化名王楷(由朱德的号玉阶演化而来),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经过“大庾整编”,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气氛渐渐活跃起来了,官兵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部队转战赣南山区时离队和走散的一些人,这时也陆续返回部队。部队总人数虽然只有饶平出发时的三分之一,约七八百人,但都是大浪淘沙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不灭的革命火种。

  1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离开大庾县境,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大山。朱德、陈毅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起义部队首先打跑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土匪,收缴了地主的武器,接着整顿原来的关卡,征收了一点税金,解决部队的给养。干部战士每天的任务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外,就是分散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道理。起义部队在这里活动了大约20天,粟裕和战士们受到的教育很深。过去大家只知道打仗,现在也做群众工作了,开始懂得要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义重大。

  12月上旬,部队转移到粤北仁化,得知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率部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起义。部队日夜兼程南下,刚到韶关城郊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部队转移到了韶关西南郊的西河坝,住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官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很深,每天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不久部队转移到韶关西北30公里的集镇犁铺头。粟裕和起义军官兵白天休养生息和练兵,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

  这一时期,粟裕跟着朱德、陈毅转战,探索和寻找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朱德、陈毅领导部队逐步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尝试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朱德还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运用革命策略,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同他早年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滇军将领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从而解决了起义部队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平时好学不倦的粟裕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增长了见识,学到了适时转变斗争策略、斗争形式,发动和依靠群众,以及从大局着眼思考和决策的本领。

  1928年初,广东军阀张发奎命令范石生缴起义部队的械。范石生立即把这个消息秘密告诉朱德。朱德、陈毅连夜率部离开犁铺头,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1月22日,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在中共湘南特委协助下,朱德、陈毅带领这支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的部队,利用早就参加革命但未暴露身份的宜章大地主的儿子胡少海的名义,兵不血刃地占领宜章县城。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县政府官员和豪绅地主被抓了起来,起义部队还解除了县衙门内外反动团队的武装,标志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部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响亮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广大群众踊跃参军。粟裕和战士们撕掉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人在脖子上系一条红带子作标记。粟裕几次率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回来时后面跟着一长列要求参军的青壮年。不到半个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创造了一片大好形势。

  早在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抵达信丰时,赣南特委派来接头的人,就第一次对他们说了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以后,朱、毛分别率领的起义军,都千方百计主动做了不少联系工作。1928年2月,湘南大好形势遭到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的严重损害。各派系军阀又互相勾结,集中7个师的兵力“协剿”起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4月上旬,朱德、陈毅果断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毛泽东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顺利到达砻市。

  4月24日前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清澈的龙江穿过群山环抱的宁冈砻市,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建筑——龙江书院,两位伟人——毛泽东和朱德,还有陈毅,在这里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共同决定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5月4日,在砻市龙江河滩召开了会师庆祝大会,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分坐在会场左、右两边,全军共有6000多人。就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粟裕被委任为二十八团五连中共党代表。自从潮汕失败以后,南昌起义部队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上了井冈山,粟裕感到革命总算有个“立足点”了。粟裕军事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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