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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报告最后一个字写完,我就拿起了电话,拨通某领导家。这位领导如今已离休,在职时,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在写报告的激动情绪支配下,开口就说道:“我是赵忠祥,今天下午我参加部职称评委会,我有意见!”这话一出口,我想,坏了!怎么能这么讲话,果然,在话筒中,我听出对方不高兴了,什么事都没说,上来就有意见。可是话已出口,追悔无级,只能把我的所有想法如实通报。电话中,对方说:“这件事,我知道的只是补报补评,既然铁城他们可以报,你当然可以报,通知所有人都可以报!”我觉得这话锋有点变味,我管得着其他人吗?那是你们的事儿。

  我又拿起了电话,拨通具体操作此事的领导家:“喂,××同志吗?我刚才参加了一个会……”我又把会议情况以及和某领导通话情况向他说了一遍。

  听筒里传来他平静的声音:“我怕你申报来不及了。”

  “为什么,部高评委说可以等。”

  “台里决定,下周三上午开中级评委会,这样吧,如果你能写完报告,你们部门初级评委也开会通过,星期三一并讨论你的问题。”

  我不是傻子,我明白这般刁难,给你申报权利,但过时不候,我再没多言多语,赶紧做自己的事。

  我又拨通了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家电话,他与我同住一搂。“正好你在家,等我一下,我上你那儿去一下,有事相商。”“好,快来吧。”

  他与我共事二十多年,为人很本份,办事又认真。我知道他一定会帮我。

  时已人夜,在灯下,我从从容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个滴水不剩,同时也审时度热说了我的想法。他静静地听着,我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世事感慨我们应该是相通的。他问我:“你业务报告几天能写好?”我把一叠材料交给他,“我已写完,按程序先交给本部门。”“好!就这样,祝你好运。”

  星期天我就什么都不想了,过个休息日,包包饺子,看看书。这一类的事我从不和家人讲,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犯不上和太太滴滴咕咕,惹得大家都窝气。

  星期一我照常上班,但见部里几位同事忙出忙来,本部门评议小组开会了,平时开会人很难凑齐,早几天通知也是如此,可这一天,各位与会人员,都在班上,召之即来。快到中午了,他们通我,全票通过,秘书把表格一并送到有关部门那里。

  电视台的电梯上下都慢,有时等电梯超过等公共汽车的时间,我挂通了××办公室电话。

  “××同志,我遵照您的要求已写好了业务报告……”,电话中传来他的声音:“业务报告不能马马虎虎,怎么这么快就写出了。”我心想,你让星期三之前补完手续,现在是星期一中午,如果业务报告还没写完,那还来得及吗?

  “××同志,我的业务报告不但已写完,而且今天上午我部评议小组在仔细审阅之后,全票通过,大概我们部秘书已经到您那里了,您告诉我一下,星期三上午在哪儿开会?我是台评委成员。”

  星期三的上午,台评委十几位同仁端坐圆桌,我的材料已报了上来。根据会议原则,评到评委,本人要回避,我退出会场之外,没多久又叫我回去,经无记名投票,结果我获通过,这里面理所当然有我自己一票。同时,宋世雄也获通过,当这个结果报告给部里之后,我得到通知,下个礼拜三的下午2:30,参加部高评委会,专门讨论和宋世雄材料。

  我和宋世雄既是好同事,又是好朋友。多年来,在很多关键时刻我们休戚与共。当时宋世雄不是高评委成员,因此,我的出席与否,以及我发言的份量,关系我们二人的“安危”。

  §两难与双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没想到,在大风中参加的一次误打误撞的会,使我身心都折腾了一回。经一事,长一智,至于高评委能否评上,全靠别人的安排了,不过最起码,还有我神圣的一票。

  谁知一个晚上,家中电话铃一响,我立刻又陷人为难之中。是李宁,体操王子李宁为人很好,我们平时交往也很亲近。他诚恳向我发出邀请,去深圳参加他告别体坛仪式。我问他:“什么时间?”他说:“下星期二的晚上。”我的天!下星期三下午,高评委要开会,投票,怎么办?我拿着听筒半天没吭声,李宁说:“小弟诚心诚意邀您主持。”大约过了三秒钟,我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我一定去!”

  这一晚,我想了很久。深圳路途遥遥,那时,还没通飞机,要外广州出机场上火车。如果回程稍有延误,我将怎么向部评委交待,你折腾了半天,专为你开会,你居然不出席,这也太藐视与戏弄各位专家了。可是,李宁的告别体坛也是一件大事,如果李宁“在汉城奥运会载誉归来,我一定根据目前处境,向他表明,我不能出席的理由。可是,我在电视转播中眼见李宁兵败汉城,这时候,他在这样悲剧气氛中告别体坛,请我去,我不去,于情、于理、于他、于我、于朋友们怎么说呢?友情为重只是挂在口头吗?我决心既已下定,排除万难一定要两全其美,两不耽误。

  宋世雄已应邀先走一步,我通知组委会一定为我订好星期三一早第一班从广州飞回北京的机票,切记!

  星期二一早,我和方舒一同启程,从白云机场下飞机赶到广州火车站,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一起在站上食堂吃午饭,她问我。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只说了一句:“急的!”

  当我们下了火车再赶到体育馆,已是下午,场上正在走台,北京文艺界很多朋友都到了。一边儿寒暄,一边儿说笑,一边儿准备走台,李字正忙得团团转,他邀请了许多客人,哪一位都不能慢待,我也就没顾上找他。

  这时,宋世雄过来了,他一见我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你放心,我连夜返回,明儿一早飞机,误不了,“机票拿到了吗?”“没问题。”其实,他哪里知道,深圳组委会的人根本把这事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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