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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没出过方圆几百里的年轻人,看什么都新鲜。头一次睡火车卧铺,都不知毯子该怎么铺。在一夜蒙胧兴奋中,到了太原,看到那宽敞的迎泽路,步人那巴掌大小的迎泽公园。看过的小说《晋阳秋》的情节、画面迭现。我生在北方,第一次出远门还在北方,于是感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氛围。

  从太原我一个人赶去大寨。我忘了为什么没买到长途汽车票。反正,闯闯再说,和粮食局一位司机说好,搭他运粮卡车直奔昔阳。长途行车,司机还要带一位副手,只能坐两人的驾驶室不可能有我的座位。于是,我跳上车厢,坐在敞篷的堆满麻袋的车厢里。

  如今要是再这么出门,我一定会受不了。可是那时候这么坐车,不仅感到已是幸运了,更有一种得意的滋味。因为我可以有一种有趣的经历,填补我生活当中的空白,也因为沿途有看不够的迷人风光。那起伏的山势,那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那一片片壮实的庄稼,那丰厚深绿的叶片与吐着红穗的玉米,那一串串长成狗尾形的小米穗穗,在一片蓝天白云下,显得那样的美。车在逶迤的山路上前行,少不得扬起一股黄尘。我不怕车颠,不怕风吹,不怕眯眼,不怕弄脏衣裳,只一个劲地贪婪地盯着我从未看过的山区中梯田的景致,那时郭兰英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有这样描述:“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社员睡梦里也笑声甜。”那个时代人们的欢乐是那般的容易。我怀着极为激动与喜悦之情,在车上摇来晃去,在拐弯处揪住麻袋以防被甩出车去。记得车上放了一只空铁桶,就属它闹得欢,一路上蹦来蹦去,发出吵人的声响。

  一会儿司机副手打开车门,回头向车上望望,我就笑着示意:“很好。”可是他望过几次之后,我才感到,他根本没用眼睛看我,而是望望麻袋有没有颠掉。

  我在车厢上一路欣赏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色,却在心中翻腾着初离家门,独闯江湖的那种亢奋。

  到了昔阳,已近黄昏,太行山的层层黄土,与条条沟壑,在夕阳下,苍茫神奇,那莽莽苍苍的壮丽景色,是我从未领略过的。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万年来,由于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所形成的景象,它是黄土高原的累累伤痕,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们靠天吃饭,又经常受天灾的惩罚。

  大寨大队就坐落在这一片黄土高原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虎头山下。当时,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战天斗地,向黄土地要粮,已经三战狼窝掌,整治水平梯田、顶住自然灾害,创造出亩产一千斤粮食的这一当年的奇迹。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报道就从我们摄制组到达开始。

  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的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或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

  该出工了,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型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样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里眼他。

  当年,大寨村刚成立互助组时,有农具以及精壮劳动力的,门当户对,组合一块儿,剩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没入收容的几户人家。这时,陈永贵还是一个小伙子,他拒绝了别的组的邀请,挺身而出,把没人要的这几家“包袱户”召集起来,他说:“我愿和你们一起干,只要有我陈永贵吃的,就饿不着你们。”这样,老少队就成立了,后来组并队,成立了合作社、人民公社。陈永贵就是他们的带头人,陈永贵以他的人品和活计一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这样一个穷山沟里,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这些大寨人是不屈不挠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志,无论在过去或是今天都应该成为人类的光辉典范。那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埋头苦干,他们别无选择。不成为昂首挺立的汉子,就成为美萎缩缩、愁眉苦脸、伸手要饭的可怜虫。他们选择了前者,战天斗地,气盖山河,然而只不过图一个温饱。他们这么干下去,子子孙孙这样干下去,从亩产800斤增加到1000斤再增加到1500斤,又怎么样,还只是仅能温饱而已。但他们能在这外人看来无法生存的地点,硬是响当当地活了下来,不但不再吃国家救济粮,还向国家交了公粮。为此,多年来,他们流了多少汗,付出了多少艰辛,无法计算。然而,当年不这么干,他们又将如何办呢?

  看看陈永贵的那几位哥们吧:贾承让、梁便良,他们为了造水平梯田,把黄土拦住,筑造石坝,在开山凿石的终日劳作中,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几乎不是扁扁的手掌,伸开五指仍像一个拳头,那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我看过梁便良的手,那是一双已经变形的铁掌,具有开山劈地的力量。这位有两支铁样臂膀的汉子,却是笑起来有些羞涩,不善言谈的人,我看到他在自家窑洞门口吃晚饭,手捧一只如小盆子一样的深碗,稠糊糊的满满一碗玉米粥,怕有一斤以上的玉米面,在粥上只撒了几粒切得细碎得犹如芝麻一样的咸菜末。他一天劳动拼搏下来,只吃这样的晚饭。但能吃上这样的晚饭,他已很知足了,全村人都知足了,因为,过去他们连这个也吃不上,遇到灾牢还得逃荒要饭。他们战天斗地仅仅为了眼前能吃上这样的饭,不然又怎么办呢?让这些农民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最先理解的大寨,大寨人,大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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