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11)_赵忠祥

一一

　　在新闻播报过程中，遇有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编辑、记者、播音员都会处于一种紧张、神圣、庄严的亢奋之中。一旦离开了这个岗位，一旦失去了仿佛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就会觉得六神无主。

　　我从新闻岗位退下来之后，一段时间很难适应那没有紧张刺激的清闲。人干久了一种工作，一旦离开，会无所适从。许多老同志，劳累一生，一旦到了退休年龄，或已办了离退休手续，都会出现一种由失落感引发的心理失调，甚至有的人会一下子老了许多，我从新闻岗位退下，刚好42岁，一个人在这个年龄告别熟悉的工作，会更难于适应。我可以闲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又不甘心，而干其他什么工作，又心中无底。

　　于是，我很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摇，不知会落在哪一块地上。

　　我当时严格地说，并非没有工作，有《动物世界》与许多专题片的解说工作，有一些专题与文艺晚会的主持工作。那个时候，正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萌生或说是初创阶段，播音员才十来个人，可是反而比现在还闲适。那时专栏主持人节目，只有一个《为您服务》是由沈力主持的。我曾想开辟一个新的栏目，题目定为《大家谈》至今文件犹在，许多有关负责人都签了字，但我那时根本还弄不清楚开辟一个新的主持人栏目，需要多少经费，多少人手，以及要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份报告在内容与一些负责人的签字，未兔有点可笑。因为，只签一个同意，实际上等于不同意，一无机器设备，二无播出时间，三无固定人员，四无经费开支，只有我才是外行到了极点的傻瓜。

　　但是傻瓜有拼劲，我偏要在不可能做成节月的条件下，做出节目来。这就是王铁人说过的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对于这句话后来有许多非议，认为是极“左”、盲目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有它的盲目性的一面，但其主体是对消极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情绪的一种扫荡与振奋。

　　创造条件的前提是看你还缺少什么？我孤军一人，但我有一批好同事、好朋友，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都肯帮助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经费开支虽有困难，1985年前后，还不兴拉赞助，几乎没听说过做有偿报道的事情。但幸亏帮我工作的同事，没有一位开口要过劳务费，我那时月工资七八十元，还要养活孩子，拿什么钱贴给别人。那时社会上刚有走穴这一说，钱也很少，我要是走穴挣钱，就根本甭搞节目了。至于播出时间，那时候栏目很少，节目源更比不了现在，只要能搞出像样的节目，有的节目组就表示欢迎。还有，当时的副台长杨伟光也多次对我讲，你们去做节目，回来，我看过，好的就可以播。这些条件似乎都难不住我。在北京地区拍摄，我还可以请摄影制组到我朋友开的饭店吃上一餐饭。那时候，条件就这么创造，就看肯不肯干。

　　至于干哪一方面的选题，由于我是新闻播音出身，所以采访、拍摄与组织这个领域的节月更有把握。正像一位商人所说的，做生意要做你自己熟悉的生意，要用自己筹来的资金，自己去做，搞节目不是做生意，可道理一样，除了钱我没有以外，其他两点我都具备。

　　这一切的动力，来自我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我倒要看看，我自己能干出点什么名堂，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免得人家说，你除了念念稿子，还会什么？但年龄也确实是决定因素，我如果已经52岁，而不是42岁，那就不会再拼一下了。我真不明白，当时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劲儿，在我这样单枪匹马驰骋了一年左右。我居然在大家帮助下，完成了11个选题，并且有几个选题获得了较高奖项。

　　我在全身心的投人自找的份外工作时，在紧张的节奏中，忘记了一切的不愉快，任何事情的发生，原因总是来自多方面的。一件事情，譬如我离开我所熟悉的岗位，我想事情已发生了，就没有必要再去烦恼，也没有时间烦恼，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做。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形势日新月异地发展，出现了许多有价值、值得报道的事情，越深人到社会生活本身当中，就越会被许多振奋人心的事情所鼓舞。

　　我的确是怀着一种新闻工作者长期形成的朴素的热情与敏感嗅觉来讴歌大好形势的。说得狭窄一点，做新闻专题节目，没有这样讴歌新生事物，没有对本民族和自己祖国所发生的新的变化有一种积极投人与报道的愿望，是不可能搞好的。

　　我与对外部的曹兴成、韩青兰同志一起策划，利用他们的机器，先从近处做起，做一个节目叫《看北京》我没钱出差跑远地方，北京近在身边，北京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于是我下农村，去农田，进牛棚，这可是真正的牛棚，进鸡场，到养鱼池旁，到工人、农民身边，请他们用具体的事例说明近年来政策的变化，使他们深深受益，北京郊区我是熟悉的。1965年我在昌平县流村公社黑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当工作组长，我知道那时社员真是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青黄不接时，有的社员蹲在我办公室地上哇哇哭。我那时，也与他们同甘共苦，吃过糠和榆树叶，共度春荒，时隔多年，北京农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偏远山区，农民们不但衣食不愁，而且副业与乡镇企业的收人使很多乡村已解决温饱，奔向小康。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感到自己对直接宣传大好形势作了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

　　于是，我投入了第二节目《看宝钢》，我在上班时，经常串门，去编辑部门坐坐，聊聊，为的是能够汲取一些我所缺乏的采访编辑的知识，也希望能联络感情，多几位同事帮帮我。一天，我在经济部办公室，听他们聊天，说宝钢一位工程师回西安休假。正赶上学生们由于对宝钢产生误解而要上街游行，学生们一听说有一位宝钢技术人员在这里，就召开一个质询会，目的是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解答。气氛一开始是紧张的，这位工程师并没有思想准备，于是人家问一个他回答一个，最后问题少了，他成了做报告，而且博得了全场热烈掌声。会后，学生宣布不上街了，我是一个爱冲动的人，这就是新闻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立刻请教这位工程师是谁，家住哪里，能否找到，并问在座的几位可不可以帮个忙，去一趟宝钢搞一个节目。当时，有几位同事热情很高，表示愿意一块儿搞这个节目，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商定了拍摄内容与播出形式，一、先到北京几所高校采访，收集对宝钢的疑问与他们的看法；二、带着这些问题前去宝钢，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基本上是请各有关部门，在他们工作场所边办公、边生产、边回答问题。我们又给宝钢打电话联系工作；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赵忠祥要前去采访，非常支持，表示欢迎，并且包吃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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