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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六


  他笑笑:“本来就该没事了,可是一搜你的行李,怎么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搜出一小团鸦片烟丸子来。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反正我这里帮你说说话,其它的事情你自己去说清楚。”

  看来都是刘老太太闯的祸,她在街上乱喊一气,又在鞋里藏鸦片烟丸子。她吃那东西,而且上瘾。

  【又陷囹圄】

  我被送到县府,关在看守所里。刚放下东西,林竹栖气急败坏地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大概原委给他说了,然后安慰他说:“好在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就是犯了点烟案的嫌疑,可能问题不大,要不了几天弄清了就可以出来。只是不知道老汪的船票买到了没有。”

  下午,老汪也来了,一见我就说:“刘老太太一听是她闯的祸,又是急又是吓的,刚才搭了个‘黄鱼船’,急着到宜昌去了。她是怕你怪她。”

  这个刘老太太!不过她给我惹了这么多的麻烦,走了也好。

  老汪到宜昌还有要紧事,好在他当时就拿到了票,要不是我出了事,现在说不定都到了宜昌了。他看我一两天还出不来,就说干脆先去宜昌把事情办了,然后回重庆一趟把话回了,再来接我。

  老汪刚走,竹栖又来了,用菜盒子装了一大盒鸡汤,还有一碗我喜欢吃的辣子鸡。我心里着急,吃不下,可一看他那殷切的样子,不吃是不行的,只好端起来,喝了一口汤。竹栖安慰我说:“诗姐,你不要着急,我在这里还有些关系,到处跑跑,去找人打通关节。只是你要受几天委屈了,我会天天送饭来的。”

  就这样,我从岳池的监狱出来没有几年,又进了万县的监狱。

  我住的牢房,在县政府左边的一条巷子里,其中女监有五间房子,关了四十多个犯人,大都住冬冷夏热的西边。因为林竹栖塞了“包袱”,把我安排在上房。我因为没有提审,又没有定罪,算是“寄监”,可是对于坐牢,我却不是第一次,知道这里面的规矩。女犯们见我穿得很阔气,又时常把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分给大家吃,对我都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陈先生陈先生的。新来的犯人都要受那些“夹磨”,全和我没有关系。

  我一进来,一个被人叫做“郝疯儿”的女犯人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被人冤枉的,那老太太被查出了烟土,害怕,跑了,叫我来说清楚,现在又不提审,叫我怎么说得清楚?”

  那郝疯儿冷笑一声说:“我可不是被人家冤枉的,老子就是地道的杀人犯,只要有一天我出了这个鬼塌塌,还要去杀人,把那些臭婊子和我那男人都杀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监里,真是啥子人都有,看来这女人,真是为什么事情气疯了。

  多住了几天,知道这个郝疯儿原本是个阔太太,男人是刘湘手下一个姓冷的师长,在外面到处寻花问柳,安了无数的“外室”,成天不落屋。这郝疯儿哪里受得了这般恶气,干脆找了两个流氓,给了他们一点钱,把跟师长鬼混的两个女人杀了。那师长气得不得了,却又晓得这婆娘狠毒,就使了个计,给了她点钱叫她去贩吗啡。然后叫人报了官府,抓她来坐了大牢,判的三年,现在已经坐了一年半了。

  同牢房的还有三个女人,其中两个都是阔太太,犯的也是烟毒案。一个姓吕,和郝疯儿一起进来的,男人也是一个团长,姓张;另一个姓何,不但自己进来了,连男人也在里面。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郝疯儿说:“她男人是万县东门上的袍哥舵爷,叫陈吉庆,因为手下的一个兄弟伙把枪拖出去抢劫杀了人,被仇家乘机将他告成了主犯,捉来判了五年。两口子都在监狱里,两个孩子只好交给老人看着。”剩下的那个女人,不说话,常常可怜兮兮的躲在角落里,泪花花的,牢房里倒马桶之类的杂事全由她来做。我仔细看过她,很年轻,眉清目秀的,就是脸色不好,有时她稍稍梳一下头,郝疯儿就要骂:“贱货,还想去卖呀?”

  我问郝疯儿:“你既然见不得她,为什么又要她住在这里?”

  那女人把头一昂:“是我把她从那边牢房里要过来的,没有她,这屋里倒马桶、扫地下的杂事,我们几个去做呀?”

  这是一个妓女,因为第一次接客时用一把剪刀刺伤了嫖客,被关进来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竹栖不断地在外面给我跑关系,也送了不少钱,回话都说是快了快了,却一直不提审,也不过问。老汪来来往往来了好几回,见我老是出不来,又走了;眼看秋去冬来,我急也没用,一颗心渐渐淡了下来。我在万县举目无亲,竹栖每天上午管管旅馆里的事,下午都来陪我。每次都带着水果和我最喜欢吃的杂糖什么的,要不就是一罐罐肉或者鸡,然后用一把扫把垫着屁股,坐在风洞口,一说就是半天。玉璧牺牲之后,我就学会了抽烟,现在成天没事,眼看去苏联这么大的事情落了空,心里头烦闷得很,烟抽得更厉害了。竹栖本来不抽烟的,因为陪着我摆龙门阵,也学会了,每次都要带烟来。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边吃着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一边打趣地说:“陈先生,这是你的相好吧?”

  我笑笑,不说什么。竹栖在外面听见了,也笑笑。

  竹栖的父亲是个小货郎,他从小就摇着货郎鼓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地叫卖。后来他的父亲不幸中风瘫痪了,他就每天端茶喂饭,倒屎倒尿地守了两三年,一点怨言也没有,亲戚朋友和远近的街坊邻居都说这真是个大孝子。父亲死后,他带着几件衣服、两双草鞋和三块银元,远走天涯了。先是在杨森的队伍里当了几年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考进了杨森办的万县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和陈毅在这里任教官。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的信徒,加上一副喜欢豪侠仗义的脾气,吃了不少的苦头。学校毕业的当天晚上,一些学员深夜还在酗酒狂闹,教官一气之下,吹了紧急集合哨,把大家集中在雨坝坝里,说是如果不把闹事者交出来,全体同学就一直站到天亮。雨下得正大,大家站在那里,冷得发抖。却谁也不愿背上个“叛徒”的罪名,都不说。竹栖见大家都冻得脸青面黑的,忍不住了,突然站了出来:“是我,是我在闹事。”

  那教官见这么多人都不认错,正在冒火,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五十军棍,关了十天才放出来。事后别人说他何苦呢,他却说自己吃了点苦,那么多人不淋雨,值得。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天,竹栖来了,听见牢里又打又闹的,就问怎么了。我说:“她们无缘无故的,又打那妓女了,我拦也拦不住。那郝疯儿,真是疯子,一点道理也不讲。”

  竹栖听了,半天没说话,突然说:“诗姐,我走了,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竹栖没有来;第三天上午也没来。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空的,不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这些日子,竹栖每天都来陪着我,怎么一旦他不来,我就有了这种感觉?我不是那种成天要人陪着的人,那些年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重庆,我大多是一个人打江山,玉璧他想陪我也没办法,走上了这条路,顾不得了。

  怎么一下子又想起玉璧来了?看来人在寂寞中,就是爱东想西想的。

  下午,竹栖来了,从风洞口递进来一张纸,说:“诗姐,你念念,你念给她们听。”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首打油诗,很长,我看了几句,不禁念出声来:“野鸡吟。”

  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听,都凑过来。那个妓女迟疑了一下,也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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