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58)_爱泼斯坦

一五八

　　§（四）人民外交

　　在这些年里，宋庆龄在公共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

　　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几个不同领域。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扩大和加强同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纽带。她积极从事于世界和平运动。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暂时大大削弱了。她还特别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她在亚洲的工作是最为突出的。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无一不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支持和配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她从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来就开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致了开幕词^①。

　　①《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选集》，第315—321页。

　　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会议作了对比，在上一次会议上她也担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说：“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①

　　①有关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本书第十三章有详细叙述。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九三三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现在，当和平代表们莅临中国，他们受到上宾的招待。当你们走进会场（中南海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于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级的会场）时，全中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一切可能办到的方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报告和讨论都会由无线电和报纸传达出去，连最小的村庄都达到……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确实，1952年同1933年的差异真是如同白昼之于黑夜。那时，虽然从欧洲来了一些代表，但关系最为密切的亚洲国家却没有人能来。日本的代表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则为当时尚为荷属东印度的当局所阻，如此等等。现在，亚洲极大部分地区——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国家的独立——的代表都参加了，并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讲坛上发出爽朗有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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