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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四)动员抗日——1932年的淞沪抗战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团结抗日已成为宋庆龄和全中国人民主要关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宋庆龄是在事变前一个月刚从欧洲经由东北回来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发动了海陆空立体进攻。对宋庆龄正如对全中国一样,这里产生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准备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蒋在下令将军队撤出东北后,又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区不驻中国军队。上海这个大都市没有“和平地”丧失而是发生了英勇的淞沪抗战,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们敢于公开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们要制造借口以便派兵实行袭击。他们要求中国驻军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就使他们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第二,中国当时在上海的驻军十九路军大多是广东人,装备很差,因为它不是蒋的嫡系部队(蒋从不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担风险),但爱国情绪高涨,誓言要以武力对抗日本的武力,并且后来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到。这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并向全世界显示,中国军队为捍卫国土是能够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蒋介石在军火、经费和增援部队各方面都迟迟不给这次战斗以支援,直到战局失利。于是他再次向敌人屈服。

  ①任何一本关于这一时期的严肃的历史著作中都有详细叙述。埃德加·斯诺的第一部书《远东前线》(英文)的第11—15章(第172—257页)有生动的第一手新闻报道。这部书比他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要早许多年,正如年轻的斯诺本人一样,没有引起注意。但他的报道才能和尖锐深刻的洞察力在书中已崭露头角。

  在淞沪抗战进行期间,宋庆龄以全付精力投入后援工作。战斗开始后第三天,她偕同老友何香凝亲往前线指挥部慰问。她们会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答应为众多伤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务。在杨铨(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张病床的“上海国民伤兵医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项、供应品和志愿人员——医生和护士都是无偿服务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是位开明人士,他挑选了一幢位置很理想的校舍做伤兵医院。这房子有一个进口在华界、另一个进口在“中立的”法租界,伤兵从前一个进口入内而医生、护士则可从后一个进口入内。手术室和病房都在安全的靠法租界一边。

  ①何香凝不但身体强壮,精神也极坚强。她是一位中国画的画家、最喜画虎,不是因为虎的凶猛而是因为虎的力量和无畏勇气,所以她把虎转化为国民革命精神的象征。当蒋介石不敢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她送给他一条裙子,意思是他不是一个男子汉,不配穿他所喜好的漂亮军装,只配穿女人的裙子。

  ②主要根据《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1932年2月末或3月初),载《宋庆龄选集》,第54—55页。有些材料据杨杏佛之子杨小佛1985年2月在上海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医院里,帮助管理,慰问伤员。她很适宜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有经验(20年代在广州她担任过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汉设立过医院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也因为她关心别人的性格和青年时期的爱好(在威斯里安学院的“学生前途预测”中预言她会从医入加上她的丈夫是医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医生——经常置身于战争之中。她在上海医务界还有很好的关系。她的两位表兄弟牛惠生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内科医生,他们都帮助她并动员同事们参加工作。

  ①本书作者1985年2月在上海曾会见牛息生八旬高龄的遗孀。

  战事临近结束时,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高度赞扬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战斗。

  “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

  “日军谓四十八小时可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

  与此相对照,她抨击政府当局回避、甚至破坏这次作战:“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灭亡而已。”

  在战场内外,斗争取得了各阶层爱国民众和一些怀着崇敬心情的本地外侨(主要是和中国同事一起志愿服务的医生)的帮助。

  在来自国外的声援中,著名苏联作家马克辛·高尔基在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了《对孙夫人呼吁的回应》。他写道,援助中国是“无产阶级在一项伟大事业中团结一致的表现”。不久,中苏恢复外交关系。蒋介石这一行动是为了对日本施加外部压力,而不是为了促进全国左右各派力量的团结抗日。

  蒋政权在阻挠了淞沪抗战之后,悍然不顾全国的愤怒抗议(爱国学生甚至痛打了议和谈判代表郭泰棋),签订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居然答应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国驻军,并在全国禁止抗日运动。然后,这个政府转而对它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加强暴烈程度——对群众运动的警察镇压、对中国红军的军事镇压、组织新的密探和杀手团体“蓝衣社”(有意识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相呼应)。

  ①见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54页。

  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举行起义,建立反蒋的政府,并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共产党当时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一错误行动后来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判。(多年以后,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其他领导人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职。)

  在蒋管区,白色恐怖变本加厉并扩及所有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尽管《上海停战协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趋高涨。因此,保障民权的斗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中国的革命,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存亡绝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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