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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6月2日,她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返回上海。埃德加·斯诺在《赛勒氏评论报》上写道:“二十多位中国报纸记者邀宵等候在上海火车站,希望能得到一个访问的机会。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她的动向的注意。”但这一次,她在到上海时只传话说,她很疲劳,回上海来休息,不发表谈话。

  ①这是斯诺到中国的初期。当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文章只署了姓名缩写“E.S。”。就本书作者所知,这是斯诺第一次写到宋庆龄,那时他们还不认识。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却一点也不放松把她拉到他们那一边去的努力。这本来也就是他们要她回来的真正目的。6月17日,她的妹妹蒋夫人专程到上海来请她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她没有去。事实证明,她不去是对的。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禁止一切反对“三民主义”(按照蒋介石一派的解释)的言论及行动,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国民党政府。她避开了这一陷阱。

  她同母亲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休息了几个星期。8月1日,宋庆龄采取了行动。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她发表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尖锐谴责。古尔德说,“要不是受到镇压措施的干扰,她这一炮将在全国得到响应。”在这个电报中,她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日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著《宋庆龄传》。——译者)

  她所提到的对俄国的挑衅是指在中东铁路挑起的冲突。中东铁路在东北,由俄国建造,中苏共管,她最近回国时曾经由这条铁路。中国反动派自1927年蒋发动的政变后就积极参予西方和日本包围和骚扰苏联的战略,至此达到高潮。

  ①1929年7月,在对东北的苏联机构办事处进行袭击后,拘捕了200名苏联人员并取走了一些苏联所有的铁路器材。在以后发生的军事冲突中,苏军超过了边界,但在恢复了原来状态后即迅速撤回。

  古尔德叙述了她的电报是怎样为官方传播媒介封锁的。英文报纸不愿意蒋政权找它们的麻烦,都不发表她的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刊登的是“一则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并且把孙夫人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后来又“对送去请他们更正的正本置之不理”。中国报纸“则不管哪种版本一概不登,以免惹事”。在国民党官员方面,“有人显然是同情的,但不敢公开表示;也有人大为光火”。在街上,“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起来;有一次传单是从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厦的屋顶上撤下来的……”

  古尔德又写道,“孙夫人本人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著《宋庆龄传》。——译者)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蒋介石对宋庆龄改变了手段。迄今为止,他一直想讨好她;现在改用威胁。充当蒋的工具的是戴季陶。戴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曾参加孙来在日本的婚礼,后来却从左派变成了极右派。

  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宋庆龄发表了她自己所作的关于这次同戴季陶谈话的记录。这份资料的价值在于它是除《广州脱险》(1922年)外唯一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表达了她的态度和观点。因此,下面全文引用这篇记录。

  ①这篇记录原载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刊物《China Tomorrow》(《明日中国》)1929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1卷上,后天津《大公报》于1929年12月12日予以译载。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黝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坐位上站立起来,咕噜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太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手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是革命的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会社,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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