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72)_爱泼斯坦

七二

　　像大多数告密者一样。这位“超级爱国者”喜欢小心谨慎、隐姓埋名：“现在我已尽了一个好的、忠诚的美国人的责任，像我这样的人即使在粉红色的地方也是没有用的，更不要说是鲜红的颜色了。请让我不要再出头露面。她可能被批准入境吗？”

　　麦金尼女士这封信被送到签证处主任蒙内特·戴维斯那里。他回覆道，“没有听说孙夫人申请入境签证……”^①因为她根本没有申请过。

　　①国务院信件编号3612号。1928年6月27日远东局阅后，7月12日由纳尔逊·约翰逊代国务卿答复“此信内容甚有价值”。约翰逊为美国高级外交官，曾在华工作多年。

　　现在再看看德国政府。如同驻莫斯科大使所建议的那样，宋庆龄被置于“严密的秘密监视”之下。^①‘这是德国公共秩序部通过普鲁士内务部下达给柏林警察局的命令，理由是她“在共产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角色”以及“同莫斯科共产党方面的关系”。^②有好几个月对她每天的行踪都予监视，就像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时那样。这些监视报告一定让审阅的官员哭笑不得。报告所“提供的情报”是，她有“许多中国来访者”、“每天出外散步两次”等等。还记录了这样一些事情：

　　①德国费尔伯教授著文，请参看第九章注。
　　②同上。

　　1928年6月，她年轻的弟弟来，住在她寓所里。（这看来是指宋子安，她在家中最喜欢他，当时20岁出头。）

　　6月和7月，他们同去巴黎，接着又去维也纳，说是去看病。

　　9月3日，她从巴黎回柏林，迁居夏洛滕堡区韦兰德尔街18号格尔姆赖希太太家。

　　12月18日，她去海德堡旅行。

　　据记载，她曾对警方说，她想在柏林住下去，以便学习（可能是在她申请再入境或延长居留期时）。

　　作为情报，这些东西卖在是太可怜了。但它们保留了有关她行踪的一些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在年深月久之后要弄清她在柏林的行踪将很困难。

　　据章克回忆，德国政府也想同宋庆龄有些直接接触。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要求同她交换意见。她对两者都回避，实在推不掉时就请邓演达去同社会民主党人谈谈。

　　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驻柏林的外交官也通过中间人求见宋庆龄。章克记得宋庆龄对他说，“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工农；这些人站在杀害工农的人一边。他们没有资格要求见我。”

　　她没有蒋介石政权发给的护照，也不去申请。她的护照是武汉国民政府发给的，由陈友仁签署——这是他当外交部长所办的最后一件事。

　　在柏林的倾向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倒是经常见到宋庆龄，同邓演达一起。她鼓励一些留学生学好现代技术，将来用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常来的留学生中有一个航空工程师。

　　就住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她同他们的关系如同在莫斯科时一样，由于派系纠纷和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而相当复杂。（这些共产党人中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德共党员，当时德共有一中国特别小组。）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柏林开会，宋庆龄虽然是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却没有像上几次会议那样被邀请。中国代表黄平和余飞两人是由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团派出的。黄平在讲话中不但攻击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而且攻击任何形式的左派国民党，说它们更具欺骗性，所以比右派更危险，等等。他在一家餐厅用餐时曾见到宋庆龄，但却不理她。所有这一切他后来回忆时感到很可耻。^①

　　①黄平著《往事回忆》，第67页。

　　宋庆龄的基本政治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些复杂情况而“出轨”。她同邓演达和后来到达的革命者一起，进行这些活动。

　　在这些后到的革命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叶挺。这位生气勃勃的英勇的军官曾在广东同邓演达一起上过少年军官学校，当然这两个孩子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们后来会作为革命同志重逢。叶挺的生活道路同宋庆龄也一再交错。1922年在广州，作为孙中山总统府卫队的一员，他抗击军阀陈炯明的进攻，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出险。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的北伐中任团长，所部号称“铁军”，在占领武汉及向黄河推进的许多战役中功勋卓著。蒋介石1927年叛变后，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年底，他在著名的广州公社起义中作战。广州公社是为了扭转反革命浪潮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在城市中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一次英雄的战斗、也是一次悲剧性地在错误时机进行的战斗。

　　但在1928年，叶挺陷入极度的困惑和精神痛苦之中。在广州公社失败之后，他取道前往莫斯科，却被共产国际前驻广州代表、德国人海因茨·诺依曼指责犯了“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他是在战斗已告失败之后带着部队一起撤出的，为了把部队保存下来，以后东山再起。使公社失败并不必要地使许多十分需要的革命者（包括张太雷）牺牲的是对革命低潮时期成功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在克里姆林宫、在中国国内都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但当时莫斯科听信的是诺依曼而不是叶挺，^①因此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在政治上长期韬光养晦，但没有放弃他的原则。

　　①据访问沈其震大夫的谈话。沈约在此时在德国学医，后在叶挺将军部下任新四军军医总监，对叶挺很熟悉，经常交谈。叶屡遭不幸。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在新四军移防时对之进行突然袭击）中他被俘后被关入集中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此后同蒋介石的谈判中，共产党坚持释放叶挺。叶获释后不久，在从重庆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与妻女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同时罹难。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诺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就在苏联被处决了。他甚至于没有像叶挺那样活着去抗击法西斯。他和叶挺对法西斯都是极端痛恨的，尽管在如何同法西斯战斗的问题上过去曾有分歧。

　　宋庆龄和邓演达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躲开叶挺，而是要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国革命新的前景的讨论。10年以后，他将再度为之而战斗，他的共产党党籍将被恢复，他的政治信念和军事活力及技能在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军长时丝毫未减。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