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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出原稿,读了几遍。还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

  李来了信,没有这样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说改写一次。孙犁劝他不要这样做,以为这样不合艺术规律,建议他在出书时,原封不动收进去,把精力放在写新的作品上。

  没有私心,不存成见,放笔直言,坐而论道。孙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诱掖后学的激情,在这次通信里,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于他读书认真、仔细,他提的意见也往往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位作者寄来了他的散文《母亲琐记》。孙犁一直认为散文以纪实为本,可以剪裁、组织,但不能虚构。读了这篇散文,他回信说:“你这篇散文,有个别处,使我感到不太真实。如‘第三个对象’,有黑麻子,那是谁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你看不出来,还要母亲去‘暗地察访’?这种写法,即使在小说里也是漏洞,就不用说散文了。”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作者特地挂号寄来该期刊物。孙犁知道这是无声的督促,便从当天下午开始阅读,读到晚上11点钟,仍剩下两节,次日早上读完。因为他读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读,所以连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如非编校人员,本来是不易发现的。其中,第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他指出葛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可见,他平常阅读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贯注、念兹在兹了。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青年作者:要勤写。生活准备尚不充分时,多写些散文;当真有体会、见闻,适于作小说时,写些短篇也很好。总之,手不能闲着,每个月要写一两篇才好。他这个方法,特别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说来,可能是个极其简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计到,写作是有干扰的,特别是某些不恰当的批评,干扰更大。他幽默地采用了契诃夫的一个比喻: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有一次,他也告诉贾平凹:“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来,和他谈起贾平凹。他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或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作家也这么看。这里指的是,传说贾平凹对佛学感到兴趣。

  作家受社会风气、时代思想的影响很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于作家个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给予体谅:“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这话说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谅,因为当被原谅者看到他这样说,一定是更加警觉地审视周围,省察自己了。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他心地诚恳,诱导有方。

  下面是又一个谆谆善诱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最后一次引述他的“芸斋小说”了。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春天的风》: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头,而当时已经进入“九九”了。这天刮着大风,虽然搅得满院子尘土,但空气里已经带着暖意了。

  孙犁正伏案写作,而且确是文思泉涌,好句子抢着跳出来,心情也很愉快——他写顺了的时候,情形正是这样。忽然有人敲门。他最怕写作时来客,沉重的敲门声,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却很轻微。

  进来的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从面容和眼神上,孙犁看出她神经方面不很健康。这些年来,常有这样的青年来访。孙犁让给她一把藤椅,她说:“你老年纪大了,理应坐椅子,我坐凳子。”说着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坐下了。

  孙犁对她发生了好感,心里安定下来。只听女孩子说:“我想拜访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谈些什么呀?”他和气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

  女孩子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想问问你,我还需要不需要写作?”

  “你带了稿子来吗?”

  “没有。我不想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都不是那么高尚,他们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写。”

  孙犁开导她: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人还是很好的,很可爱的,那时再写,情形就会不同。

  女孩子说她九岁患病,很固执,想不通。今天来,口袋里还装着很多药。

  “是中药还是西药?”孙犁显然想使谈话更随便、空气更轻松些。

  “什么药也有。”她掏出一包药叫他看。

  “九岁……”孙犁在心里计算着一个数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他问。

  她说二十七岁,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学教书。

  “你应该到保定去,那里空气好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利。”他说着,那个数字也算出来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认保定空气好。她拉着自己搭在浅花棉袄上的驼色长围巾说,在那里,这围巾一个月还很干净,在天津几天就黑了。但她对生活没信心,每天应付许多生活琐事,她受不了。“生活,并不像文学作品描写得那样可爱。”她说。“那还是因为你有病。”孙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这一点。孙犁继续说下去,“生活就是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样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不好。你记着我说的这句话。这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我十四岁时,刚上初中,从一本书上,得到的启示。我一生信奉它,对我有很大好处,我现在把它奉送给你。你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这里对你的病很不利,这里的空气污染,噪音刺激,都很严重。你应该到农村去,呼吸新鲜空气,吹新鲜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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