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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剧团的人都去了。他是“首席顾问”。和他坐同一辆吉普车的,有一位青年女演员,是主角。开车的是一位武生,因伤了腿,改行当司机。车子开得风快,使孙犁坐在车上,直像腾云驾雾,觉得他如不是伤了腿,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他很想请他开得慢一些,但一转念,还是少开口为妙;再则,经过几年摔打,也不在乎这些了。

  车队在保定吃午饭,孙犁建议找一个好些的饭店,他请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只是卖炒饼,饼又烙得厚,切得粗,炒得没滋味,最后,一碗有名无实的“木樨汤”冲下去了事。他自觉请客,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吃成这样,他有些抱歉,却也无法。当然,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车子又风驰电掣起来,他们到了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当晚在招待所住下。旧地重游,水淀上吹过来熟悉的风,孙犁久已麻木的心,又苏醒过来,他感到了疼痛,——也可以说感到了兴奋。他同编剧组一同绕着城墙散步。女主角原是刀马花旦,并能反串小生,但她的话似乎不多,没有给孙犁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因为她刚休完产假,挂念着家里的孩子吧?穿得也很平常,不上台,没有人知道她是演员。就是上了台,也是一头短发戴着一顶军帽,一身短袄裤佩一支木制盒子枪,和她原来的角色行当,很不相干。孙犁觉得,他熟悉的京剧之美,旦角之动人,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正像眼前的白洋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水产。正是:河山依旧,人物全非,他不觉暗自摇头叹息。

  然后,他们到了王家寨。这是一个大村,在水淀,孙犁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只能凭感觉,说自己住在村的南头。他住的是一间新盖的、面向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

  虽然被禁锢了多年,一当来到这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他的观察力仍然那么敏锐和可靠,他发现: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定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剧团的一些同志对他也很照顾。那位女主角和另外两位女演员,还到住处去看望他(自然,这也可能是奉领导之命),提出要为他洗衣服。孙犁当然不肯,婉言谢辞了。“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但在这里,在这远离闹市的地方,他生病的时候,周围有这样一些人关心他,他还是很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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