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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回到冀中写大鼓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继了他写诗的余绩。当时,他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尝试的形式已经不算少了。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的创作路子还是比较宽的。这会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只独木舟驶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较多,根基稳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词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能看到两篇:《民兵参战平汉路》、《翻身十二唱》。前一篇写1946年蒋军进占张家口后,民兵如何组织起来参战、破路;后一篇写土改后翻身农民的生活。前者出场的人多,有较完整的故事,开头便是:“说的是,8月9月大秋天,庄稼全拉到了场里边……”从内容到语言,都具有鼓词的特点;后者主要写一个三十八岁的单身汉孙老德,土改后如何分房、分地、娶亲……没有连贯的故事,句式短,更像诗,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说书人在“正篇”开始前演唱的一个“小段儿”。我们还注意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纪普”的署名,这个署名虽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较早的一次,它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很可是为了纪念在抗战时期夭折的长子(名普)。他写得更多的,自然还是小说和散文。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时代的进程加快了,新中国大厦的基础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他也日益接近了那个新的历史的大门口。事变每日每时地发生着,一切都是来得既迅猛,又朴素,在不如不觉中,他和一个新的国家一起成熟了。虽然在战争环境里滚爬了十多年,他却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他说。

  但在1948年初夏,他到了一次前线,目睹了战争的场面。那是青沧战役攻占唐官屯的战斗,战前,冀中区党委在一次会上,号启作家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他报了名。“这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气。”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像他解释的这样,纵然是这样,他的态度仍然是可爱的。

  头一天他从河间骑自行车到了青县,第二天下午就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战斗打响了,十几分钟以后,他在过河的时候,看见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正在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他被震倒了,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幸好还没有事情。他乘上一只箔箩,渡到对岸,天已经黑了。同行的一位宣传科长,把他带进了街,安置他在一家店铺里歇下,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街那头还在战斗。他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屋里,听着前面的枪炮声,过了一夜。黎明时分,科长回来,告诉他已经开仓济贫,叫他去看市民领取粮食的场面,以为这是到了作家用武的时候了。

  这就是他经历的一次战火的试炼吧。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得到战利品,却丢了一条皮带,和皮带上挂的小洋瓷碗,这只小洋瓷碗,已经跟他多年了。此外,还丢了一件毛背心,那是一位女同志用他年幼时的一条大围巾改织的。他不知这些东西是怎么丢的,也许是遇到炮击时翻滚在地上弄丢的,也许是遗忘在店铺里了。看起来,他也是从生死线上闯过来,没有功夫计较这些东西了。在战前行军的路上,他曾遇到也是来体验生活的一位同志,听说是茅盾的女婿,他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孙犁更多看到的,是人民的牺牲,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人民对待牺牲的态度。

  下面是他叙述的一个极平常的例子。那一年他正在他的家乡安平采访,这件事就该是发生在他的家乡:张秋阁父母双亡,没有看到翻身的日子,是哥哥照看她和妹妹二格长大。土改后,哥哥参军上了前方,她带着妹妹二格过日子。这一年是1947年,时值春日,冀中区正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方打仗,张秋阁当上了妇女生产组组长。有一天晚上,她正在屋里纺线,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来了,他是秋阁哥哥小时候的伙伴。曹蜜田犹豫着,说出了信的内容:秋阁哥哥作战牺牲了。讲完这个消息,他的眼睛湿了。

  这消息是一声闷雷,使秋阁惊叫,发呆,最后趴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她想到的是:“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单薄。”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蜜田走后,她这一夜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她叫醒二格,姐妹俩到碾子上轧了玉米,然后叫二格先回家做饭,她去找她的组员,商量生产方面的事情去了。对方也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从秋阁的眼睛上看出她哭过,简直看不出这一夜发生过什么事情。

  孙犁家乡的人民,就是以这样坚强的意志,承受着牺牲的痛苦,以这样从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黎明。谁也无法测量,一个正在向上的时代的人民,他们的心地到底有多么宽广。

  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间,孙犁在博野参加土改试点。在他蹲点的村子里,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变:一个老人,儿子十年前参军了,好久没有音讯。他纺线,儿媳织布,带上一个小孙子,如此度过了十年战争,孙子也有九岁了。老人精神很好,对于战争的前景,他非常乐观,“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儿媳还年轻,侍奉公公,照顾孩子,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劳作,却异常沉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希望着的那个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于年轻女人来说,希望有时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煎熬,于是,沉默就是她想说的一切。

  孙子还幸运,父亲不在身边,老人给了他双倍的慈爱,加上母亲那一份,他真地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老人背着孙子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大艰难的革命战争。”土改当中,老人很积极,对孙犁特别关心,农历六月初一晚上,国民党军队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孙犁转移——……在那挂满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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