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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下面是孙犁关于1947年土改的一段纪事,文字虽然简略,却很传神,照抄如下: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他的家庭成分虽然是富农,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政治上稍有照顾。会后,他被分配到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去的那天刮着大风,他俯身逆行,只见飞沙扑面。张岗是一个镇,进村后,他先到理发店剪去长发,又到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大娘要了两块破毡条垫在里面。时逢严冬,他就穿着这双大草鞋,每天蹒跚往返于雪封冰冻的张岗大街上,单看样子,有些像屈子行吟于汨罗江衅。

  但是,他毕竟不是两千多年前遭到放逐的那位诗人,他是一名新时代的战士,他懂得怎样对待委屈。在张岗,他通过吃派饭、调查研究、开会动员等等接触群众的机会,和当地农民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情谊。何况,农村风俗淳厚,对他也并不歧视。同志之间,也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他在张岗大约住了三个月,这里有一个纸厂,负责人是张冠伦,每逢纸厂请客,或是集日改善生活,张冠伦总是把他邀了去,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赠,不算慷慨,困难时候,一饭之邀,就令人感到温暖如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他和张冠伦是1916年抗战胜利后在冀中认识的,张为人热情厚道,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干,甚或鸡叫头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出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

  问题弄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花淀》、《芦花荡》等,曾由张家口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按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

  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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