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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总之,“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如上所说,孙犁看到了这一切,看到了人民在进行这场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他们的思想情操和行动表现得到了锻造和升华。

  在这场战争中,他(还有他的同时代的伙伴们)一丝一毫也没有脱离人民,而是和人民融成了一体。这样,结果必然是:在人民“升华”的那些地方,他也得到了升华。

  升华促成了一种新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境界。关于这一境界,他自己用下述语言表达了出来:

  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在美好的极致的境界中进行创作是一种绝大的愉快。“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孙犁在《黄鹂》这篇散文里,借助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等形象的比喻,解释“极致”的涵义。这些比喻,全可用来说明他在抗战中的际遇、状况。他在抗战中的文学活动并非他一生事业的顶点,但是,却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

  1942年暮春时节,孙犁从冀中返回平汉路西晋察冀山地,这年冬天,日军又对晋察冀边区“扫荡”。于是,他们照老办法,化整为零,与敌周旋。他和诗人曼晴分在一个小组,每人发了两颗手榴弹,和墨水瓶一起挂在腰带上,向敌人的外围转移。一路上,老乡也都撤离。当天夜里,他们只能在一处山坳栏羊的圈里过夜,寒风刺骨,根本睡不着觉。后来,曼晴还用《羊圈》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在孙犁看来,曼晴,还有红杨树(魏巍),都是晋察冀新诗运动的播种人。他们的诗可能创作于行军途中,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或是村庄断垣上,那可能只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但这些诗做到了和人民的真正的结合,“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因此,“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露宿羊圈的这天晚上,孙犁知道,他身边的这位战友,并没有停止诗的构思。

  次日晚上,他们转到了一个处于高山坡上的小村子。村里人都已走光,门都七零八落地开着。虽然没有地方吃饭,却摸到一家炕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他们刚想捉捉衣服里的群虱,敌机就来了。他们跑进一条山沟,隐蔽在大石下面。飞机沿着山沟来回轰炸,气浪摇动着山上的树叶。孙犁还有时间观察它:侵略者欺侮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飞得很低,几乎就要擦着了小村庄的屋顶和树木。事后老百姓传言:敌人从飞机的窗口,抓走一个坐在炕上的小女孩。孙犁把这一情节写进了一篇通讯,不料编辑刻舟求剑,把稿子改得令人啼笑皆非。

  敌机走后,阳光已经撒满山沟,他们坐在河滩上,继续捉拿虱子。直到肚子辘辘地叫了起来,才勉强爬上山坡,去寻些能吃的东西。

  虽然是在战争环境,山地的老乡,还是把凡能耕种的土地,都种上庄稼。不论是沟沟坎坎,方形、菱形、……只要有泥土,就不会闲置起来。这种情况,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改变。太原出版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1943年11月18日这样报道:

  飞机上的俯视——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峨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村落及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没有人,连一匹牲畜都没有,在飞机上就可以觉察到敌方(指抗日军)空舍清野的彻底性的一斑,同时不论在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

  这种情况,也为两个腰间挂着墨水瓶的战士救了急。他们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敌人“扫荡”,还没有收获。两人用木棍掘开冻土,取了几个,用手擦擦泥土,便大嚼起来,其香甜美脆,至今想来,孙犁还觉得悬乎唇齿之间,——只可惜当笔者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曼晴已经离开人世了。

  像这类游击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是家常便饭。孙犁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中,夜晚在荒村宿营的故事:不知那是什么村名,总之,村民已经跑光,黑黝黝一片,没有声息。他和同伴们摸进一间破房,不敢打火点灯,别人都挤在炕上,他顺着墙边一摸,有一块平板,好像搭好的门板似的。他暗自高兴,庆幸自己有了好睡处,便舒舒服服地躺下去。天亮醒来,才发现自己原来睡在一具棺木上,不由为之一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其中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同一个死人,睡了一夜上下铺,感谢他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1942年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了晋察冀边区,影响很大,文艺界有很大的变动和整顿。原来的晋察冀文联机关和各个协会,实际上不再存在,只有一个名义,文艺干部几乎全部下乡了。孙犁在文协工作的同人,田间到盂平县下乡,兼任宣传部长,康濯到农会,邓康到合作社搞经济工作,他则被分配到《晋察冀日报》社。当时,他不大愿意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原文联负责人沙可夫,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向待部下宽和的沙可夫,这一次却很严肃,他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

  孙犁没有再说话,背上背包就去了报社。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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