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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先说拆城。女县长李佩钟向拆城的民工作了动员,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来了三个穿长袍马褂的绅士,为首的正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他说:“古来战争,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人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

  “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向他们解释,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战争,很多事情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三个绅士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地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拿腰子的说:

  “李菊老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关于破路,《吕正操回忆录》作了这样的介绍:“由于敌人是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的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冀中平原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这对敌之‘扫荡’、机械化部队之使用甚为有利。于是全冀中军民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对所有道路进行了全面破坏。这一工作,从1938年1月开始,到秋季基本完成。”

  在冀中抗战史上,破路实际上是改造平原地形的一大壮举。

  《风云初记》里描写的破路的情况和细节,同上述真实背景完全相符,连时间上也不差什么。小说叙述说:破路的图样发下来的时候,已近旧历年节,那是一个充满惊恐和痛苦的年节:

  平原上这一个年节,记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媳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很少。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抢镐扶铲的农民。

  小说叙述了农村各阶层的人们对破路的不同态度。参加过高蠡暴动的高四海老人,他的麦地是一块靠近路边的又窄又长的条道地,他“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垛口……他全身冒汗,汗气从沟里升起,围绕在他的头顶,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而地主田大瞎子,却把长工按尺寸在他的地里挖的沟重新填上,用吃街占道的办法,把沟往外挪,挖在了大道上。高四海说:“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还怕挡不住他!像你这样,把挖好的沟又填了,这不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诚心欢迎日本,惟恐它过来的不顺当吗?”

  田大瞎子狡赖说:

  “你看,把沟挖在大道上,不更顶事儿?”

  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赶车的鞭打着牲口,在田大瞎子的地头上碰上沟,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北边的风声不好,有人看见了日本的马匹。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看!你这不是挡日本,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路。你的地里,留下了空子,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祸害了咱这一带,你要负责任!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

  “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一当汉奸,他就什么也出卖了,连那点儿良心!”高四海又挖起沟来,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

  高四海老人没有说错,日本人过来以后,田大瞎子连同他的儿子、在北平的大学里念过书的田耀武,都成了日本人的合作者。

  孙犁赶上了在冀中平原上进行的这些轰轰烈烈的工程;因此,在字里行间,人们很容易读出他的感情、乃至经历来。

  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开展得稍晚一些,那时孙犁正在山地工作,没有赶上。他写的关于冀中挖洞的故事,是听人说的。但是,他却有过钻洞的经验,那是1944年3月,他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曲阳(在河北省西部)游击区走了一趟,在洞里住过一夜。重要的是,他有过和冀中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所以,写起洞来,仍然使人感到非常亲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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