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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他写过一首诗,叫《蝗虫篇》,在这首诗的“附记”里,他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39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当时是战争环境,连晋察冀领导机关也同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在晋察冀山地,我们是吃过黑豆的。”

  阜平山地缺粮,也缺布匹,因为这里也不能种植棉花。孙犁春季到阜平,由夏入秋,天气渐凉,被、服仍无着落,连枕头都是用砖代替。他从冀中带来一件夹袍,一位巧手同志借了老乡一把剪刀,把它改造成了两条夹褥,每人一条,铺在光光的土炕上,使他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1941年冬天,他回过一次冀中。一位同志送给他一件狗皮大衣筒子(这显然是那次冀中区打狗运动的副产品),他的妻用自织自染的黑粗布,给他缝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缝起来很吃力,她几次扎伤了手。当他再次越过平汉路,回到山地来的时候,便格外珍重地带上了这件皮袄。

  他曾经这样形容他在晋察冀时的一位伙伴——康濯:作者头戴一顶毡帽头,身披一件蓝粗布袄,在这一段山路上,工作了该是十年吧……这个戴毡帽头、穿蓝粗布袄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但是,关于阜平,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他也唱过这样的歌:

  满山腰,
  红的花,
  织成一条锦带。
  围绕着这山村,
  添加不少光彩。
  从村边,
  流过胭脂河。

  雨后,
  泉水从山涧流下,
  冲滚着半红的沙果。
  ……
  聂司令员,
  在春天作了一个号召,建立太行山铁的子弟兵!

  这号召,
  像秋后的山风,
  向整个太行山吹动。
  ……

  显然,对他来说,穷山恶水的阜平,永远是一个温暖的记忆,一支热情洋溢的歌。

  ……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

  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现在,我们再回到三将台来。

  在这个小山村里,孙犁参加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是他和老梁一起动手。听口音,老梁是曲阳人。那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少互问郡望。而且老梁话也不多,没事就坐在炕上抽烟斗。他的铺盖很整齐,因为离家近,除去棉被,还有枕、褥。后来,他另有调用,临行把铺在身下的一块油布送给孙犁,作为共事的纪念。他知道孙犁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这块油布是需要的。可惜孙犁享用不久,某次行军途中,他躺在路边大石头上午休,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竟把铺在身下的油布丢了。

  在三将台,孙犁还帮助一位女同志办了识字班。一方面是这位热情、美丽、善良的女青年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是报社机关驻地,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十几户的小山村,就成了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孙犁在1940年1月写的《识字班》这篇散文里描写了这个小山村,并由于环境原因,把三将台的村名改成了鲜姜台: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犁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犁膏糖呵,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对于根据地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建设,孙犁自然也贡献了力量,上面那个《卖梨膏糖》的歌词(下面还有两段),不用说,是他编写的。

  环境和生活条件,肯定是十分艰苦的。同样肯定的是,他感到心情舒畅,天地很广,这个小山村给他展示的生活视野,绝不比他生活过的北平小。是的,“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麅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所以,他不止一次地申明:他怀念那个时代,那些村庄,那些作为伙伴的战士和人民,甚至还有那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不仅如此,就连风雪、泥泞、饥寒、惊扰,也和胜利的喜悦、亲如家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深深的、甜蜜的怀恋了。

  那些年生活艰苦,他们在精神上是愉快的:冬天在炕上铺一层厚厚的干草,大家挤在一起,把腿伸在袄袖里,除了睡得暖和,还是一种团结的象征呢。

  在那种环境里,吸烟也可以成为团结的象征:从老乡那里要点兰花烟,再掺上芝麻叶,大家分头把烟卷好,然后推选一位划火柴的好手,大家围成圈,不让风吹灭这宝贵的火种。当最先一位同伴小心翼翼地把烟点着,大家就欢呼雀跃起来。

  谁也不必怀疑,是一种高尚的目标培养了这种精神:“抗目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唱过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学来的一首歌,其中有一句:‘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一句的曲调,委婉而昂扬,我们唱时都用颤音,非常激动。”当大家都用“颤音”表达一种共同的愿望时,那种伙伴的感情也就产生并扩大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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