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孙犁传 | 上页 下页


  孙犁那年四岁,也加入到孩子们的觅食队伍,到野地里去寻找小鱼、小虾、蚂蚱、蝉和其它可以吃的昆虫,去寻找野菜和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植物。常在一起的,有个叫盼儿的小闺女,因为母亲有痨病,生得很瘦小,可是在竞争中眼快手疾,干活利索,常使别的孩子落在后面。她的父亲是个推车实菜的农民,因为从小托食于卖菜,被乡里谑称为“菜虎”(菜虎本来是一种专吃青菜的软体虫子)。这时就有不懂事的孩子问盼儿: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盼儿并不以为谑,照样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这回答顿时刺激了孩子们的饥饿感,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就在这时,洋教士乘“危”而入。他们有男有女,男的还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坐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不久,菜虎一家在了教,盼儿也被送进了教堂,虽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再愁饿死,可是当孙犁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难过,他只向母亲吐出五个字,提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大概察觉到孩子幼小的心灵受了伤害,发生了阵痛,便这样安慰着他。

  盼儿并没有回来。那个牵肠挂肚的问号,也便一直陪伴着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将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外国人的教堂既已开设到中国北方的穷乡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算清楚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假如盼儿穿上洋布衣裳而沦落天涯,那和喜儿穿上黄家的衣裳而备受践踏、躲进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这一切都在预示,孙犁的故乡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盼儿的悲剧不只表示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也表示着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把自己的触须深深扎入到农村来的外国势力,参与了这个解体过程。读者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和这一解体过程有关。盼儿已经“飞”了出去,从这里还会“飞”出各式各样的人物……

  严格地说,后来孙犁也是这样“飞”出去的。他和盼儿的命运自然不同,但在“飞”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命鸟”,因为都有着共同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只是因为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归宿不同罢了。

  〖第二课堂〗

  1919年,孙犁六岁,进入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口却挂起两面虎头牌:“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东辽城小学的老师,多数都是简易师范毕业,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子,假日常回家干些农活。在平时,年龄大一点的学生也常帮助老师买菜做饭,并以此为荣。时代究竟在进步,农村风气也究竟淳朴,大家并不以劳动为耻,新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我们当然还记得,他是一个病弱儿童,那时惊风疾还没有治好,这样一个孩子的快乐,该是宝贵的,令双亲感到欣慰的。

  就儿童的天性来说,是喜欢顺应自然、率性由情、嬉戏玩耍的,所以,当时虽然是新学制,孩子们还是不愿受到管束,念那些先生指定的课本,而愿“回到自然”。孙犁直到现在,还记得一首名叫“四大高兴”的歌谣:“新年到,搭戏台,先生走,媳妇来。”那么,“四大不高兴”呢?其词正好是颠倒的:“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不能说这歌词只反映了孩子的愿望,因为它也反映了大人的愿望;但大人也从孩子过来,也总结着他们孩提时代的体验。

  所以,最聪明的教育家都在努力创造一种办法:把学习变成一种兴趣、一种自觉的愿望,如果可能,那就变成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其实,就人的本质来说,本来就有进行学习和探索的自然属性,由于种种因素,这种属性被“异化”出去,和教育分离了。教育的最大使命,应是恢复这一属性,使学习重新成为人的内在冲动。

  孙犁童年时代,寻找到过这种体现内在冲动的方式,那就是在平原的夜晚,听说评书。

  他最早听的评书,是村里一位叫“德胜大伯”的人说的。德胜大伯和孙家住同一条街,是个挑担串乡的货郎,长年去山西做小买卖,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生意正好。他回到家来,多是夏秋农忙时节。这时在晚饭后,人们喜欢到街面上来乘凉,德胜大伯也就开讲。他不识字,但说起《七侠五义》来,就像一位专业艺人: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麦秋过后,也常有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说书艺人,来到街头。他们常常是兼做小买卖,说书是“打场子”和招徕生意的手段。有一年秋收过后,来了“擀毡条”的三弟兄,他们推着一车羊毛,就在街头说起《呼家将》来,那是真正的西河大鼓,立刻就吸引了村子里的书迷,他们主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擀毡条。这三弟兄,为了在村子里多做些生意,一连住了三、四个月,还没有演唱到最精彩的一幕——打擂: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媳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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