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110)_吴福辉

一一〇

　　从长寿湖再返重庆，他让王觉、林彦向任白戈、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转达他的建议，给罗、杨充足的写作时间，让他们专门去北京参观革命历史文物，开阔眼界。然后，他才放心地前去武胜进行他的访问。

　　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8月带着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连读两遍，发现改动很大，长寿湖夜谈提出的意见被消化得不坏。他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再详细提供看法。这样，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罗、杨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来到他这时居住的新巷子十九号谈长篇。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省文联宿舍新巷子十九号的前门，就对着布后街文联、作协机关的后门。两处都是旧宅院，比较宽大。沙汀从西门外搬进十九号第二进正房，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气，三人围坐在天井一张木方桌旁，挥动扇子，一谈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谈，他就说：

　　“稿子写得不错了。开头铺得很开，我原先怕你们后面收不拢，狱内狱外的交织写法驾驭不住，现在看这个估计错了。”他掩饰不住对改稿的满意，决定逐章与作者进行讨论。这天，对于第一章　工人斗争的侧笔究竟应如何写合理，谈了很久。小说人物于新江，是回头看到兵工厂的那场火好呢，还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红色好。在把握艺术的含蓄、深刻的分寸上，两代作者交换着意见。还有一些工厂的描写总感不真切，他建议压缩。后来作者把它们大部分删掉了。

　　以后的讨论，围绕江姐、许云峰的时间花费最长。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杀的告示，沙汀认为写得过于冷静，应当允许妻子泄露感情。江姐用手拢头的习惯动作，他提出应挖掘不同的含义。他认为小说中有些破绽，是因为对当时的经济生活、粮政兵役、社会风尚研究不够造成的。谈到有人认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色彩太重，和全书不太协调，他明确表示：

　　“生活里本来就有传奇的东西，作品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何况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有这么一点，读者面可能会更广泛些。”

　　由于他的主张，双枪老太婆的情节在定稿时没有再更动。

　　他与《红岩》和它的作者的关系，绵延很久。他曾给重庆市委写信，促成它早日出版。在玉颀病重的情况下，读完《红岩》的电影剧本。1965年，他主持省市两级文艺部门总结创作《红岩》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发表后来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还放在培养其他业余作者身上。这也是风尚如此。那次从长寿湖农场回渝去武胜，大约住了两个月。选择这个生活基地，起因是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开展得好，是省里一个典型。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过了合川，便是武胜。他到烈面、桥亭、礼安几个公社去参观，辅导农民作者，帮助武胜建起全省第一个县文联。他不大住在县城垦，住的时间较长的是烈面镇。

　　烈面位于武胜西北部离南充不远的江边上。1960年春天，这里的“大跃进”余波未尽，烈面区委的驻地人来人往不断，大家还有精力闹“文化”。沙汀在区的“劳武大学”做过双百方针的报告。他喜欢烈面一出街便是生产队。这一次虽然不像以后再次来时，对他的创作发生那么深的影响，但他结识了一批有性格的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包括烈面的大队社书记、陈家大院的二麻哥、妇女干部陈秀碧、幼儿园老师曹惠芳等。这些人迟早要走进他的作品。

　　从武胜回来便去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全国的困难局面逐渐明显，国际形势也是紧张的。1961年3月，他接到通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开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为了第二次出国，他穿上并不十分熨帖的西装。

　　代表团团长是巴金。这个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1959年前后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诚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刘白羽、冰心、叶君健、李季、韩北屏、杨朔、林林。代表团负有严峻使命，团结亚非作家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纪律严明：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室内谈重要问题，不记日记和不写家信。来回路经香港都住在鹰天岭，从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楼。在一次文化界茶会上，见到三十年代认识的叶灵凤。叶告诉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此地生活标准与吃“无缝钢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里不太好受。

　　东京会是在3月27日开的。住过两处地方，后一处“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馆，颇有风味。讨论时，他同苏联的西蒙诺夫分在一个政治问题小组里。叶君健和这位留有小胡子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戏称他为“西公”。许多外国作家都来询问中国的灾情。

　　与巴金合作总是愉快的。他们共同拟定了代表团团长在羽田机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稿。会议后半段，团里把他抽出来专门起草了两项发言。会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实际由我方负担费用），进行访问。在东京访青野季吉、土歧善磨，在镰仓访藤森成吉，参加东京大学座谈会、宫本百合子纪念会，在内滩访问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他都与巴金在一起。日本友人热爱巴金，认为他有学者风度、长者风度。后来回国在广东从化作总结，他和巴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作用夸大了。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唱赞歌。

　　解放以来，他和巴金的关系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开的人民代表会。从1954年第一届开始，两人都是四川选出的代表。大会组织者总是把他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十年中毫无例外。难怪1964年报载巴金改为上海选出的代表，巴金马上来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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