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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王达安这年三十岁出头,开朗的前额过早爬满皱纹,有一双沉静的眼睛,是所谓筋骨人。他穿一套做工拙劣、洗褪了色的工农牌蓝布制服,两个口袋塞满笔记簿和文件,总是鼓鼓囊囊的。

  (这是你在新社会最早贴近观察到的农村基层干部了吧?是的,和我过去熟悉的乡长、保长比,乡长、保长即便出身农民,也已变得“油”气和“流”气,他们脱离了土地;而眼前边一位是彻头彻尾泥土一样的纯朴。当时我无法意识到,这个人将是我未来三十五年中始终不渝的一个朋友)

  他听说王达安是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人,而这样的老社目前正面临耕牛折价、土地加工、处理社员私人副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难题。这个农民社长揭露问题的态度很爽直。沙汀决定到王达安的社和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

  三台尊胜乡和安县一样,是川北丘陵苦寒地带。过胡家嘴摆渡,渡工机敏善谈,这是以后写《过渡》运用了的场景、人物。开春天气,太阳从木鱼山峰顶放射出光芒,映红了连绵的山岭和山脚下一小片狭长的平原。王达安陪同他在尊胜各处转了一圈。他更有兴趣的是尊胜的主人们。他乘机了解王达安的身世。十二岁放牛,十七岁当长工,干过伐木、淘金各种营生。在王家大院他能组织起年轻人与本地的保长斗法。但是经过土改,在担当合作社领导人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却降低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沙汀看到王达安的妻子黄黄的病脸,几个娃儿天天顿顿吃着红苕,但王仍拒绝社里的救济金,他很有触动。《堰沟边》的雏型形成了,他按照王达安的模样塑造了陶青山。

  回成都,他的家搬进了布后街省文联的大院。这是熊克武过去的公馆,现在做了机关。进大门,左手有几间厢房,一家人挤在那里。他很不习惯院子里终日的嘈杂。他下乡的兴致正浓。10月,又去三台、德阳。回来不久,写了《卢家秀》,在《人民日报》上一次载完。此篇确立了他也能描写新式农民的名声。山东迅速出了单行本。中学生给他写信,问卢家秀姐姐住在哪里。实际上这个热爱合作社的女孩子,他只匆匆见过一面。就是访问尊胜乡的那一次,他去瓦子乡,偶然间听乡政府的两名干部说起这个穷困户姑娘,说她为了争取入社,一天到晚跟在支部书记后面转。她的变化真大,因为不久前她还是个任何集会都不参加的十六岁“小主妇”呢。“人的变化”,这个题目吸引了他。他找到这个女孩,同她和她的父亲谈过话。这篇东西给他开辟了写类似采访记的小说的途径。后来的《过渡》、《你追我赶》,都带有特写的气息,便与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关。

  1955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父作为民主人士受到礼遇,一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他从成都连夜赶去料理丧事。在绵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阳医院将郑慕周尸体运回故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父,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到安县后,他为他选定墓地,装敛。送葬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仿佛看见一副阴沉木的棺材渐渐沉入墓穴,泥土拍拍地打落,他想起舅父一生与他的人生轨迹的多处重合:少年的“跑滩”,保荐入省一师,睢水避难充当自己的总保护人。近年来,舅甥之间又多了一层同志式的关系。他觉得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长久沉浸在哀痛里面。回川后,由于他已经是省文联主席,他的“自由”重新失去了。开会——下乡——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三部曲。各种政治运动,全国和省的人代会,全国和省的文联、作协会,还有省里的党政会议,每年平均在各种各样富丽堂皇的宾馆、饭店的礼堂,会议厅和客房里消磨去四五个月以上,然后从飞机客舱和火车软卧上走下来,转乘长途汽车,最后步行到乡村,偏僻的平坝、山沟,住在老乡家里,吃着搅团(有时被房主人偷偷打进一个鸡蛋),摆龙门阵。这成了他的常态。

  1955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1956年2、3月在京开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回来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瞎炮问题》(后改名《炮工班长冯少青》),并不成功。秋天,重返农村,到绵阳、三台、安县,前后活动了半年。为了反映新农村,他不能固守故乡,而要寻找在风土人情上与故乡相近,而在发展上比较“先进”的根据地。后来,三台县的尊胜社,成都附近新都县新繁的新民社,川东武胜县烈面的西关社就成为他主要的生活基地。他已经不是生活在哪里就写哪里,而是为了写作有意地下去生活。

  他这次去安县想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他没有忘怀与胡耀邦谈过的写作计划。8月14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刚俊和她的母亲已在这里安家。第二天,刚俊陪他去安昌镇。故乡依旧,他努力寻觅新的印记。

  南门河坝是那样清冷,我不到一个脚夫。可是茶馆里有不少人打纸牌,街道看起来多狭小呵!

  也有不少新屋,还在继续修建,但都是公家的。房屋都有些破旧,看了叫人感觉难受。

  晚上,独自出街逛了一转:相当热闹。十字口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都有。各行业的人挤在铺堂里学习。南街上有几处正在修建新屋。木料上坐了妇女们乘凉闲谈。……

  安中校正在开青代会。一个突出的现象:青年们学习着普通话。走来走去,客客气气地在学发音。他住在县委,在北门外文庙旁边。这里在他幼时是一块桑园。江山已经大改,安昌镇现镇长为糖工出身,副镇长过去是使女。城里老少皆知的“朱凉粉”告诉他,苦人翻身了,富人只要子女个个参加工作,处境也未见得有多坏。

  他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县人民政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〇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样由观望到行动,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地下党员、教师、商人、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杨印如。这是他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札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字。你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

  他注意搜集各式人物“应变”的史实。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活材料。

  听别人告诉他,河清的恶霸万卓生于解放不久就回去了,仍然做乡长,做征粮队长,仍旧坐了滑竿进城开会,后面跟了一批斗伴。春季学校开学,他也仍然对教员讲话。只是表面上穿着、吃喝全变样了,到了即将开始“减退”,这个人被捕前,更加会装穷,背地藏匿起一切值钱的东西,偷偷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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