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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杨老师刚来我家,面黄肌瘦,说话无力。听说他吐血不久。我每逢场都去绵竹巩兴买些鸡蛋,每次都是他付钱,很客气的。买到蛋后,清早给他煮两个白水蛋。晚上吃玉米糊糊,有时煮蛋面。吴一家善良、古朴。除了妻子,五岁的女儿,还有寡嫂和么哥住在一起。这个么哥是个鳏夫,五十岁了,身子结实,罗圈腿,脑袋后面留着一节细毛辫子。他好象很憨,说话没来由似的。可有一天,他顶着烈日出门锄地,突然停下来用一个手掌遮住额头,仰头笑呵呵地喊一句:“呵哟!这么大的太阳,要是往肚皮上一爬,那不汗水直淌了!”

  寡嫂、吴妻和正在散步的沙汀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他们家里把头伸出世外桃园的只有吴瑞卿一人。吴每天出门教书,都带点新消息回来。有时去睢水中心校,还会把玉颀给的报纸带来。这对于沙汀的健康极为有益,使他能与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天天接触,免去不少似乎被社会抛弃的困扰。

  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已经迅速向西南各省推进。经常有人来求吴代写书信,听到农民各种对战争的反应。吴有段时间帮袁寿山他们写票据,睢水统治层倒卖粮谷、做鸦片生意,以及崩溃前忙于遮掩的内幕,他都对沙汀讲过。11月以后,沙汀写作情绪高涨,躺在柴门前的躺椅上思索,然后在一条长板凳上写起“实录”小说,进展奇快。

  《炮手》是在睢水便开始想的。《医生》是听说的一个传闻:一个医生把金圆券剪来摊了膏药。凭他接触过的乡村草医设计人物,在袁寿山炮楼上给自己治过疮的拱星姓王的医生浮现出来。起初他想这个人应是善良、节俭的,但节俭与剪金圆券似不统一,才注意突出他的耿直。在四川的地方性格中最多这一类人。赶场农民见面就问今天涨了好多,米价好多,银元好多,没有人再认纸币了。他决计把这些感受写进这个奇特的医生故事中。

  礼儿的中学放寒假,吴瑞卿暗地引他来见父亲。两爷子用被子围住面对面坐在床上,像朋友一样谈话。十三四岁的少年知道不少社会新闻,“二五减租”本来就是欺骗,山区的地主还要玩各种花样。这促成他写《退佃》、《减租》。写好读给吴瑞卿听,征求他的看法。这些短篇都较粗糙,是在十分振奋的心情下急就的。他的政治理想,如今很快将变为现实,快得令人眩目,缺乏思想准备。在两个政党殊死较量的重大历史时刻,想到自己不能和朋友们站在一起,却处于中心漩涡之外,成了局外人,这使他内疚。杨礼那次来住一晚,讲起刚俊曾潜来睢水,说组织上考虑安排他去香港转华北解放区,可惜没有联系上。那么,除了用这支笔,他还能做什么呢?

  几乎在一种赎罪补过的心理驱策下,他一反多年应报刊相约才写稿的习惯,根本不考虑能不能发表,来不及推敲词语,也不顾题旨有多么重复,写了一篇又一篇。只有写作能安抚他起伏的心潮。

  作为冷眼旁观者,他有机会考察泰山压顶下蝼蚁四下逃散的特别景象。尤其注意大小统治者欺骗人民,掩盖自己丑行的“奇观”。类似一年前写的《选灾》的故事,在安县久演不衰。带起武装,在枪口下让你投票,被人们戏称为“炮选”。他记下好几则这样把“民主”赐给老百姓的材料:大选来了。乡公所每天传锣,召集选民投票。虽然大多数毫不发生兴趣,可是这个并无阻碍,保长们乐得清清静静填票,写上极占势力的候选人。但某一保,因为保长懦弱无能,又有人在为第一候选者活动,他不敢随便填票,怕人检举,而他能做的,只有经常找人传锣,但依旧很少人去。最后日期满了,他也只好在两派监视下每人填一半票。(一则)

  随处都是揽载选民的汽车,但多少都怕坐。于是骂了:“又不是送你上杀场啦!”接着更四处拉人,而一个青年人被抓上车了。那母亲也恰在一道,于是哭闹起来,因为她以为是拉兵。(二则)

  《酒后》,是从苦竹庵得来的印象。萧业贵的父亲对战事发展很不安。此地的保长四十岁、五十岁做生,农民都要送礼,送对子。满堂张挂,以为荣耀。有的挂上几年,积满灰尘也不收走。那些天沙汀见萧父在归拢这些东西,便问他。老头说周围许多人都在收箱啦。这些人像驼鸟一样,以为把脑袋埋在沙子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了。

  再发展下去就更稀奇了。山里的粮户纷纷经过睢水向平原逃难。街上的溃兵越来越多,见到能吃的东西,烧饼、凉粉、豆腐、豆渣,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他们已经凶不起来,简直可怜了。只要农民肯给他们一套粗布便装,他们便会把军服、军毯、步枪,甚至美式手提机关枪都换给你。

  简毅从玉颀那里知道了他在板栗园的住所,跑来告诉消息:一个叫宋达的地下党员(后来知道是脱党分子),组成北支队,自任政委,在安县北部永安一带活动。让他转告沙汀离开西南乡到他们那边去,宋可派武装接送。可仔细一问,这支队伍混杂得不象样子。队长刘丕承,国大代表、军统分子,是郑慕周的对头刘世荣的侄子。刘世荣是郑杀掉的陈红苕的搭挡。安县新贵刘桢品,中统特务小头目。与宋达打得火热。听到这几个人,他马上一口回绝了。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各种人物都会出来登场。他决定静观待变,迎接自己的人。

  1949年年底,先是12月21日绵阳解放。25日傍晚,安县旧县长李淑尧贴出布告,听候接收,自行停职。这张布告贴在旧衙门照壁上,天色已黑,竟无一人理会。半夜,公园钟声震响,锣鼓齐鸣,市民们从梦中惊醒,跑到体育场一看,矮胖胖的宋达与刘桢品手中展开一面大红旗,中央缀着五颗金星,在台上哇啦哇啦,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群众又见北支队举火炬游行,县里土豪劣绅,二教九流,无不“欢迎解放”,只好睁圆惊疑的眼睛。

  直到过了1950年元旦,1月3日,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迎来了绵阳派遣的县长赵鸿图,公安局长解满和等人,安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群众才看到解放军模样的新干部。这一天是赶场日,农民一批一批涌进县衙去观看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昔日阴沉的厅堂里充满笑声欢语,成为老百姓体会“解放”的第一件开心事。沙汀在板栗园,听一群群的溃军潮水般过去,经绵竹、睢水,往松潘、阿坝窜逃,骚扰得不行。他最担心稿子失落,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用纸包起埋了。散兵们像几滴水落入广袤的土地,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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