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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好坐了,只好让两只脚自己走,很快也就学会走路了。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你是否感到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身上最有魅力的地方?据说由于毛能运用古语、俗语、笑话,弄出满堂笑声,延安人说话逗趣、诙谐的风气很盛。许多机关、工厂贴有一条别致的标语:“工作时间不得开玩笑”。我初到延安便感到毛泽东的威望无处不在。延安当年演讲成风,王明善辩,周恩来精细、有条理,他们都可以连讲几天。周扬也变得善讲了。不过毛说话大而化之,亦庄亦谐的风格是独特的。)这次会见结束后,周扬便找沙汀谈工作安排。“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间不久,文学系因缺少教师,招生比音乐系、戏剧系已经晚了一期。周扬主要工作在教育厅,又兼着“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希望沙汀留下来顶他这个职务。这样,沙汀想很快上前线的愿望便只好搁置了。不过,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只同意把文学系的事情“代”一个时期。他没料到何其芳痛痛快快也答应周扬留在“鲁艺”教书,这使沙汀对做这个代主任有了信心。玉颀也有了安排,她停顿的学业有了重理的机会,“抗大”成立了女生队,她虽不愿离开丈夫,好在延安不大,还是同意到“抗大”去读书。卞之琳是利用四川大学暑期和四个月的军训时间跑出来的,他没有立即参加工作,就住在城内柯仲平的文化协会。不久,他参加“文协”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着陈赓下面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

  四个人有了派定,便从西北旅社搬出来。沙汀、其芳立刻到北门外西山山麓的“鲁艺”窑洞报到。

  到“鲁艺”的那天,已是傍晚,教职学员们都蹲在席棚底下的饭场上吃晚饭。教务处干部说,那就也吃饭吧。可是他们没有碗筷。接待同志便喊:“从大后方来的作家吃饭没有碗筷,快点吧,谁吃完借碗筷使使,人家还饿着肚皮哩!”几只搪瓷大碗送过来,也等不及竹筷、铝勺,折一枝柳条,搓巴搓巴,交给作家。他们笑了,也学着样子捧着碗面对面地蹲了下来。当然还是黄澄澄的小米饭。每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大米白面。

  我是“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那时,“鲁艺”院长是毛泽东,副院长是沙可夫。沙汀他们还没到学校来,沙可夫已向我们宣布音乐系要请冼星海,文学系要请沙汀、何其芳、张天翼、陈荒煤来教书。张天翼因病后来没能来。沙汀他们来后,我们曾在文学系窑洞前的小坪上开过欢迎会。沙汀讲话老练、冷静,何其芳讲话热情澎湃。

  沙汀给我们讲两门课:世界名著选读和写作实习。我记得他讲过《死魂灵》,他说他读过八遍,记得很熟。讲乞乞科夫,说他做梦都梦见他。我在班里被称为“儿童作家”,意思是年龄最小。沙汀指导我们写作,教我们如何观察,如何记素材笔记,说这些笔记到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看,但印象保持深刻的往往是最好的材料。他还讲过鲁迅,茅盾,说茅盾写作如何编制提纲。后来我们写作都是学了他说的一套。北门外“鲁艺”的窑洞开在一个半圆的山上,中间是块坟地。窑洞门上挂了一块块的帘子。后来有了“等级”,“首长”是棉门帘,学生是单门帘。这里夜不闭户,只怕狼,不怕贼,曾经发生“鲁艺”教师的婴儿被狼咬死的惨剧。学生窑洞,大的可住十人,火炕通铺。作图书馆的窑洞藏有三四千册书,文艺类占三分之二,沙汀的三本小说集这里都有,学生们大部分读过。上课的大洞可装五六十人,但经常不用,在露天讲课。下雨天从窑洞走下来,路滑,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跌倒。

  文学系第一期的学生有五十多个。学制大约一年,入学读三个月书,然后去敌后实习三个月,回来后再学三个月,就毕业了。学生听讲都是自带一个马扎子(折叠小凳),在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记笔记。老师讲课没有黑板可写字,就站在那里,有太阳的天便戴顶草帽。主要还是自己读书、讨论、写东西。

  沙汀还教过爱伦堡的《西班牙通信》、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和其他论述报告文学的著作,都是选读,教材不固定。他并不特别能讲课,只是老练,能把读书心得、生活经验、写作体会融于一炉,讲给学生听。有时还发出趣语,是一种浑厚的幽默。

  秋天,“鲁艺”领导采纳了沙汀、何其芳的建议,趁中央号召干部帮助群众生产的机会,以文学系一期学生为主,组织下去劳动,每人同时完成写作任务。

  沙汀老师领我们到延安附近二十里铺的农村去参加秋收,事先领我们分了组,耐心地告诉我们观察人物、搜集细节的方法。我当时的水平低,对他讲的还不能全懂,他费了不少心血。

  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收谷子。每晚,他和何其芳分头到各家来检查,指导如何写农民。我后来写了一个老太婆,写她落后的一面。葛洛也写了一个。十天左右写好后交给他。我过去写过一篇表现小市民、小官僚的东西,他劝我改好送大后方发表,提了两三次意见,反复说体验生活的重要。我当时没把创作当回事,没有全部理解他。

  康濯的习作也是沙汀指导,写一个农民因丧妻而忧郁,自认是真实事件,不服沙汀的批评。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一本书叫《秋收一周间》,至今没人知道是否出版。

  沙汀是个极端认真、拘谨而性急的教师。比较起来,学生更喜欢何其芳,开朗、随便,讲起古典和翻译作品都能引人入胜。为了学生几行的短诗,他会写出上千字的批语。他还是那么天真,露天看苏联原版的电影片子,见旁边有男女在黑暗里接吻,也会大惊小怪地去告诉沙汀。其芳精神愉快流露在外,走起路来足板翻,诉起苦来:“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呀?”叫人感到他之诉苦是因为太愉快了。不久,他把这种愉快化成了创作。11月,便写出了《我歌唱延安》这篇轰动一时的散文。

  (意味深长。你这个党内作家反而没有先来讴歌延安。这不是政治,这是创作个性。你不妨在这一章 里始终拿其芳与我比较,就可以更了解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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