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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正是编《文学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与他谈起来,才知他二十年代入过党,现在关系丢掉了。戴说:“关系没带来,设法证明是很麻烦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绍。”沙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申请。“左联”虽然解散,党团组织依然存在。没过几天,戴便告诉沙汀,他入党的申请被党团通过了。还说,讨论中他批评了党团书记周扬,认为这个人这么熟,为什么不早介绍进来?这样,沙汀便又一次入党。他的联系人便是戴平万和周扬。通过他先后联系的人是荒煤、林淡秋,直到“八·一三”战事发生为止。(最近,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他的党龄恢复,从1927年第一次入党算起)

  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会,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举行。到会的约有七、八十人。沙汀专约了艾芜、魏金枝、杜衡、欧阳山、草明。后两人不赞成“国防文学”,未来。杜衡口头上答应,开会那天也没到场。周扬、夏衍都有意回避了。会议公推夏丐尊为主席,傅东华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过了简章、宣言。宣言按照与鲁迅的约定,不写入“国防文学”的口号。讨论时又有争辩,但大部分人同意了。有人提议,给病中的鲁迅先生致慰问信,得到全场的热烈响应。会议选举了茅盾等九人为理事,沙汀等五人为候补理事,签字参加这个协会的共一百一十一人。

  一星期后,鲁迅先生等六十三人,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分裂的形势使得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从未能真正开展活动。只有《文学界》算是协会的会刊,出版了四期。到第二期时,周扬通知沙汀,把他调到《光明》半月刊去。他在《文学界》的编辑位置由荒煤接替。荒煤这时刚发表《长江上》,主要搞戏剧活动。他脑筋反应快,人瘦瘦的,但反而没有后来精力旺盛。

  《光明》开始是个“皮包公司”。编辑部就是沈起予的家。沙汀接替何家槐,每星期去一、两次,取稿、送稿,专看小说方面的。当时,“一二·九”救亡运动兴起,上海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华北事件后扩大,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也自顾不暇,对左翼均放松。大家就想找个有实力的书店,办一种与“左联”过去关门办刊、一二期便被封掉不同的杂志。夏衍找生活书店胡愈之交涉,他们愿意承担,但怕出问题,只搞发行。讨论后找洪深公开出面。洪老夫子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又敢说敢当,就请他挂名做主编兼发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浓,也出面主编。党的领导是夏衍,加上沈起予的妻子李兰,一个温和、细致、有教养的女性,和沙汀组成了编委。生活书店给的稿费、编辑费都较丰厚,到“七七”事变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故乡小说发表在这里。与夏衍来往较多的也是这一段时间。

  (我知道夏衍很早,他在上海艺大讲《戏剧概论》,我旁听过。左翼搞飞行集会,他参加时不与别人站在一道,看到有巡捕来,便在马路橱窗边东看西看欣赏。他很机警,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个性细密、周到,江浙人的特点。他有这个本事,你上面开会,他晓得内容是不要紧的时候,能在下面写文章。

  《光明》实际是夏衍挂帅。每次编排,主要由他出主意。他作风深入细致,排字、看清样,都很内行。我跟他跑过两三次印刷厂,亲眼见他如何调整版式,当场挥笔填写补白,文思敏捷异常。三十年代在中国倡导集体创作,他是第一个。《光明》发表五六个集体写的剧本,像《走私》、《汉奸的子孙》、《咸鱼主义》等,揭露了日寇的罪行,都是他邀集,在跑马厅附近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找洪深、章泯等人讨论,分幕,写提纲,然后推选执笔人,写出初稿的。于伶是他的得力助手,当时叫尤兢。我也参加过讨论。——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光明》很重视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5月由白薇转给周扬,介绍到《文学》发表后,反应很强烈,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于是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便经常给《光明》写稿,并介绍来罗烽、白朗的作品。9月,《光明》一卷七号,还特地编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也是沙汀的劳绩。这“近作集”中,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曾被沈起予压了一些时间,由此引起不满。舒舒便引了罗找到沙汀,要找沈起予“算帐”。这样,沙汀才第一次见到罗烽。徐懋庸后来主编《希望》,在《申报》登广告,夹进一副戏联,有不敬鲁迅之处(沙汀现在还能记得,下联是“去年今日鲁迅徐懋庸笔战方酣”),舒、罗和沙汀都感气愤,一起去找徐。经过道歉,事情才算“和平解决”。至于见到白朗,已经到了“八·一三”后,是在离沪那天的车站上了。

  这时,“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们,群起反对胡风的文章。《光明》第一期,徐懋庸率先发难。第二期周扬《现阶段的文学》更是一篇长文。7月,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涵义,及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此文同时在双方的刊物上登出,《文学界》的这篇是茅盾送来的。

  胡风的口号正式成为鲁迅的口号,沙汀周围的人觉得事情棘手。出于对鲁迅的尊敬,争论的势头缓解下来。可是没想到,8月,鲁迅抱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作家》发表。事先谁也不知道徐写了信。

  徐自己正回浙江天台老家省亲,看到鲁迅文章后,气急地赶回上海,找到沙汀,大诉其苦。说他感觉委屈,在浙江已哭过两场,随即从身上取出他的答辩信,要求在《光明》上发表。徐在沙汀家说这些话时,眼睛通红,十分激动,他显然既敬爱鲁迅,又想不通鲁迅何以会如此严苛指责他的缘由。沙汀严肃地对徐说,他坚决反对答辩,文章不能再登了。可是徐听不进去,说《光明》不发,他便找别的刊物。看看劝阻无效,沙汀建议他与周扬谈一次,这是在沙汀家见面的,结果仍然无效。夏衍听说,又主动约他在一家咖啡店里谈了两小时,批评他全然不顾大局。徐的固执是惊人的,他拒绝了所有的批评。正巧女子书店创办《今代文艺》,主编刚自日本回来,四处拉稿,便将徐的《还答鲁迅先生》一文拿去发表。为了这件事,周扬与夏衍分别经茅盾、雪峰想转告鲁迅,声明这是徐的“个人行动”,与他人无涉。徐自己也说:在鲁迅先生发表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后,我同周扬他们的关系闹得很僵,任白戈从日本回来后,曾约沙汀、周立波等和我吃过一顿饭,想进行调解,但由于我的倔强,没有调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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