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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眼前的李增峨是母亲给他的“一件礼物”(鲁迅谈他的旧式妻子朱安语),是舅父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平衡性交易。他对这两个人的感情,他对母亲的孝心,对舅父的从小敬爱,很难使他违逆。省一师的环境里没有女性,黄玉颀这时太小,当时还根本没有作为爱恋对象的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影子而已。这样,非自由的婚姻所能引起的反感,被亲情的层层绳索捆住,被对即将降临的两性神秘世界压倒,暂时潜伏深藏起来。

  迎娶的场面很大,李增峨的陪嫁也不少。县城里这样体面的两亲结了亲,双方都想全力把婚事办好。杨子青挑开新娘的盖头,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丰润的脸,额前的刘海黑得发亮。她不能算美艳,也绝不丑陋。穿了长到及地的裙子,上身是当时流行的那种袖子短而宽大的绸衫。直到1986年在绵阳沙汀大女儿杨刚俊家里人们看到这位老太太,还隐约可以推想她当年贤良的影子。

  李增峨与他的夫妻生活过得也十分平静。他很快就回省继续追求他的新思潮去了,留下妻子在家里。李的脾气和善,少言寡语。她脑筋清楚,粗识几个字,能看简单的书、唱本、皇历,但不会写。后来与他分居,但一直与婆母和睦相处。她总是埋怨说,为什么当年她父亲不让她读书呢?如果读了书,朝熙就不会不要她。

  (这是谁告诉你的,有根据吗?你说呢?你不相信她会这样想?我看这是你感到这句话里你前妻的感情冲击了。她毕竟一生只跟了一个男人)

  李增峨是小脚。现在所能找到的他对李不满意的最大根据,便在这双脚上。虽然他是用曲折幽默的语调来叙述的。(李增峨年轻时还是漂漂亮亮的,但是缠脚。我这个人有时爱开玩笑。汶江小学有个教师叫郑学元,河清乡人,这个人有学问,我当教育局长时,他是视学,后来当过小学校长。我在成都他曾跑去,说很快要结婚了,是父亲给他订的,女方人不错,就是一双小脚。我张口就说,你结婚我送你一件东西:放脚药水!那个时候女人已经有改造脚了,投机商人想出法子专卖这种药水,说是用来洗脚可慢慢把脚放大。这当然是骗钱的。郑一听我这样说当即不悦,以后终于没有同意这门亲事。——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段话充满弦外之音。老年的他刚刚谈到年轻的李增峨的缠脚,便陡然地叉过话去,大谈了一个同事的小脚待嫁女人是如何被他的一席趣语断送掉的。这里不就暗含了他最终会和鲁迅一样背叛已经承诺、执行下来的婚约了吗?

  而对于李增峨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他们平静地生活了四五年。他正在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处于不安定状态中,李对丈夫很体贴,两人很少争吵,至少要比他与黄玉颀的争吵少得多。到1928年两人基本分居后,她还为他生下第二个孩子,即长子刚锐。但是,不争吵的夫妻不一定是幸福的夫妻。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刚俊在罗江当县委宣传部长,父亲路过该县去看她,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母从其娘家接了出来赡养。那一次,他见到了李增峨。

  刚俊说:“爸爸,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们分居这么些年也不办一个手续,我看不太好。”

  父亲同意了,说:“那么,今后我来负责你母亲的生活费用吧。”

  女儿没有同意。就这样,他在自己女儿的提议和帮助下,在整整二十多年过去后,与李增峨,正式离婚。这笔婚姻的旧帐和新帐的恩恩怨怨,是否就此了结了呢?也只有历史知道。

  这时还是二十年代的中期,四川的新旧变动之快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全国是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走马灯一样上去下来。四川表面打的是五色旗,实际却是刘湘、杨森各据一方。归结为“保定”、“速成”两大军事系统的实力之争当然可以,但同系中并非完全一致。只见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招亡命之徒成军。有枪便有一切,队伍素质糟到不能再糟。1925年速成系杨森发动所谓“统一之战”,刘湘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和贵州军阀袁祖铭等组成“川黔联军”抵挡,反转来将杨逐出成都。刘湘占据了川东,成都被三个保定系的军阀刘、邓、田占领,仍然是勾心斗角、矛盾百出。

  就在1925年那场混战中,郑慕周的上司刘禹久(成勋)岌岌可危,被迫下野。郑与其心腹们商量对策,大部分人都主张对刘倒戈,自谋生路。郑却坚决不从。因为他觉得刘禹久对他太好,他有今日不应忘恩负义。但是这支由他一手带起来的军队的命运,他也不能置之不理。最后,郑慕周毅然决定与刘共进退,把军队转交给他的下属。他本人去职,放弃继续高升的前景,永远离开军旅。

  郑慕周下野时已很富有。他回到安县,购置了五百亩田产,做起了士绅。川西北掌握武装的袍哥大爷几乎都是他的旧部与至交,与成都的旧军人也保持往还。他没有倒台。在安县,每一任新县长到任都要去拜会他,假如不想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至少也希望不要引起麻烦。郑慕周俨然是安县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如果作恶,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但幸好他没有忘掉他是怎样从一个“烤大火”的流浪汉混出来的,对新潮流也不是全然无知。杨子青还太嫩,影响舅父还没到时候,但外甥的日益趋新,老有经验的郑慕周看在眼里,也不会不懂得时势是怎么回事。娶着好几房姨太太的下野军人热心地为家乡做些公益事情,和更恶的势力角逐,这里,既有封建士绅和袍哥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有他本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在内。他的作为,与杨子青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发生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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