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生命的第二乐章

生命的第二乐章(1)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脱稿后，一些国外出版商，闻讯派人前来洽谈。愿以最高稿酬和印刷条件出版此书。沈从文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说：“我不愿把我的书交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于国格的事，我不能做！”并表示愿将书稿交给组织处理。梅益接受了沈从文的意见，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1981年，这部八开本，印刷装潢精美，分量沉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终于问世。

　　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出版，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日本方面表示愿意购买该书版权和全部已出书籍；欧美学术界深入接洽商量，拟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台湾立即出了该书的盗印本——以极不光彩的手段，抹去沈从文的名字，篡改了引言中的字句以迎合台湾当局的政治需要。此后，它又作为国礼，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这部著作对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前后三千余年中国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索，掀开了中华民族先民创造的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一角帷幕，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其中神光陆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和人类生命所创造的奇迹。虽然此书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①它“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服装史》，但现在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他解放后其它文物研究成果一道，结构成沈从文继文学创作之后的又一曲生命之歌。

　　这是一部阐释、比证中国历代服饰形制演变的著作，然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隐伏于其中的生命——文化意识，正如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所描绘的生动人生表象中，积淀着沈从文所特有的生命——文化哲学。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沈从文明确指出：“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这种相通，应是沈从文观察现实与历史现象的生命哲学基础。1947年，在《读展子虔〈游者图〉》一文中，沈从文就这样说过：试从历史作简单追究，绘画在建筑美术和文学史上实一重要装饰，生人住处和死者坟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画珍图，却用绢素或纸张增加扩大文化史的意义。它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个部门，一种成份，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①

　　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以物质文化形式保留下来的竹、木、金、玉、陶、瓷、丝、牙、角器物，不是一堆无生气的死物，而是过去一时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生命的形式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是表现为某些僵死的理论教条，而是通过实际人生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存在。在现实人生中，它是由社会人、事写成的，在历史人生中，它是通过物质文化的实际创造显示的。因此，在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中，同各种阐释人生的书本相比，沈从文将自然和社会人事看成一本活的大书。在文物研究中，同各种史籍记载相比，他又将成百万计的历史物质文化产品看成是另一本活的大书。这些显示生命活的存在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分野、生活习俗、宗教、文学、绘画及通过物质文化产品表现出来的工艺美术，又是彼此促进、相互制约的，从而形成沈从文的“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文化观。

　　文化各部门的相互制约与联系规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的演变又导致生命形式的变化与转移。他在谈及中国古代铜镜时就曾指出，一面小小铜镜，从纵的发展上看，从原始社会末期起始，到清朝中叶，就不断发生着变化。就连装镜子的盒子、套子搁镜子的台、架，也不断地变。人使用镜子的意义也在变。从横向联系上看，铜镜上的文字和花纹又与当时的诗歌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如一种“西王母”镜，出土仅限于长江下游和山东南部，时间多在东汉末年，因此，不仅可以看见它与“越巫”或“天师教”有关，还可以据此校订几部相传是汉人所作小说的年代。而一些西汉铜镜上的七言铭文，则是沟通楚辞、汉赋与曹丕七言诗之间的唯一桥梁，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他在谈及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时说：这个石刻，虽完成于五代前蜀的四川成都，但由于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两次逃亡四川，中原艺术家先后避难入蜀的极多，蜀中历来特别富庶，手工业十分发达，并且是生产锦绣地区，受战事破坏较小，所以画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纹图案，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活泼生动，不像稍后，后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摩纤细，颓废病态。

　　从这种生命——文化既有机统一，又发展变化的观念出发，沈从文开创了一条独特的文物研究路子。

　　……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还保存得上好于地下。今后随同生产建设，更新更多方面的发现，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综合各部门的发现加以分别研究，所得的知识，也必然将比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研究，为技术发展史、美术史、美学史、文化史提供丰富无可比拟的新原料。^①沈从文提出了在新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开创“文物学”的宏心大愿。这方法就是以实物为主，“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②它与文物研究中历来承袭的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方法相对立。他以大量的例证，力陈这一“唯物实事求是新路”的优越性。例如他谈及《方言》中所说“绕衿谓之裙”的含义时说：历来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对于“衿”字解释为“衣衿”固然不确，即解释为“衣襟”，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亦始终难得其解。因为这种衣物，原来从大襟至胁间即向后旋绕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后即直下，另一式则仍回绕向前，和古称“衣作绣，锦为缘”有密切联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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