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58)

五八

　　§20.众叛亲离

　　溥仪手提着装满金银财宝的皮箱进入所长接待室时，已做好了渡过难关的心理准备。他特别害怕一句问一句、刨根问底的审讯。令他意外的是，所长没有过问其他事情，只是强调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自觉反省自己的罪过。

　　共产党在溥仪脑海里烙下的印象是：犹如洪水猛兽般无情，与人类文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群体。通过接触发觉，共产党与日本人宣传的“匪党”完全不同。溥仪回忆起一次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到同德殿，向他汇报战况的事儿：

　　那是1942年日军驻河北省绥中部队进行大规模扫荡，吉冈安直来到同德殿，向溥仪报告战况。他先吹嘘了日军在扫荡作战中采取的“铁桶战术”、“木梳战术”等，并声称为大日本帝国战争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溥仪不理解，平时吉冈安直把“共军”看作是不堪一击的“匪徒”，怎么今天大讲特讲什么战术？

　　他问吉冈安直：“为什么打不堪一击的匪徒还采用什么战术？”

　　听了溥仪的质问，吉冈安直觉得他自己讲的自相矛盾，于是用讥讽的口气说：“皇帝陛下，因为您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总是讲外行话。”

　　听了这话，溥仪为难地缩了一下脖子。

　　吉冈安直用挖苦的话封了溥仪嘴之后，又觉得应该做某种程度的解释。他向溥仪讲述了与共军作战的难处，举了几个陷入共军包围圈吃过苦头的例子。

　　他接着说：“共军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行动神速，不知何时何地会冒出来。也许是神出鬼没，有时就在眼前，一眨眼不见了。他们与百姓串通一气，也就是说像在红土地上种了红豆一样。”

　　他怕溥仪听不懂他讲的意思，又举了中国成语“鱼目混珠”一词来解释。他又说：“‘很奇怪，共军无论到何地都能与百姓相处很好。他们每到一地，都有人要求参军，他们的队伍在急速扩大，这是很害怕的。对了，今天我所讲的不是正式的评论……”

　　吉冈安直形容的像撒播在红土地上的“红豆”，现在掌握了政权。溥仪认为，这“红豆”如今仍把根插在红土地上。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三反运动”是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许多人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得到了宽大处理。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方面的消息，而溥仪几乎没有放过一条这方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当中有儿子劝父亲自首、父亲牵着儿子自首，也有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劝说自首的事例。开始，溥仪不相信这些报道是事实。但后来不得不相信，因为他的侄儿毓嵒还写纸条劝他主动坦白，这是与报纸上报道的事完全一样的事实。

　　经历了毓嵒写纸条劝交代事件之后，溥仪愈来愈不安，他怕家眷们“变心”。

　　有一次，溥仪把自己掉了镜架的眼镜交给管教人员，让他转交给李国雄，要李国雄修理眼镜。李国雄手很巧，眼镜、手表、钢笔等都能修好。不管什么东西坏了，溥仪总是交由李国雄修理，而李国雄是全力以赴。不过这一天，李国雄的态度突然变了。溥仪住在另一个房间，他的家眷住在隔壁。监舍墙体较薄，说话声隔屋也能听见。溥仪听不清李国雄在说什么，但李国雄分明是声音较大，并且带有气愤情绪。过了一会儿，管教人员把坏了的眼镜拿回来交给溥仪，让他自己想法修理。溥仪确实没有能力修理眼镜，他再次求管教员将眼镜转交给李国雄，让他帮助修好。

　　李国雄不情愿地接过眼镜，愤愤不平地说：“请你告诉他，再也不侍候他了。”

　　其他房间的人都听到了。溥仪非常恼怒，心中充满了一种被凌辱的愤懑。

　　不久迎来了1953年的春节。这一年春节是战犯们自被捕以来过的最好的春节。晚上，俱乐部上演了战犯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其中有歌曲、舞蹈、短剧、相声。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是三人相声，是由溥仪的侍从李国雄、侄儿毓嵣、毓嶦表演的。节目内容为讽刺战犯们的错误举止。例如他们学“尖下巴”伪满洲国司法大臣张涣相，张涣相性格暴躁，总爱挑剔别人，吃饭时还有掉饭粒的习惯。他们用相声学张涣相的毛病，博得台下战犯们的阵阵喝彩。他们还学溥仪假装学习和做假坦白的模样，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可是装得特别像溥仪。台下的战犯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溥仪身上，他们发出了一阵阵嘲笑声，使得溥仪低着头，恨不得钻到地底下躲藏起来。

　　溥仪不相信他的家眷们“变了心”，对他们上台影射他只是抱着一种愤恨的心态。后来联系到毓嵒的纸条之后，他认定家眷们已开始“变心”了。

　　溥仪最怕李国雄与他分道扬镳，一旦他开口反戈一击，那么溥仪的卖国丑行将公布于众。

　　李国雄的父亲在颐和园长期侍候过西太后，到了清朝末期朝廷大量减少侍从时，李国雄仍然被选进皇宫做皇上的侍从，当时李国雄年仅14岁。清朝皇室成员被赶出紫禁城后，李国雄跟着溥仪到了天津，经过一段学习又做了溥仪的贴身侍从。因为李国雄作为贴身侍从每天都在溥仪左右，对日本战败后出逃时溥仪还带他一起上了飞机。对此，李国雄感恩不尽，在苏联被监禁的5年中，他对溥仪是忠心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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