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一第二次赴苏前后(12)

十一第二次赴苏前后(12)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立三路线，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月间到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汉观察形势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不过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取道欧洲回国。路经德国柏林时，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示威大会。

　　会后，周恩来先行返国。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于贯彻了六大决议，中国革命形势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瞿秋白这时著文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①。在这种好的形势下，李立三便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企图改变六大的正确方针，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府；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①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年1月）。《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1期。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关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关于取消党、团、工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组织等等方面，都批评了李立三。但是，就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①即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王明已先于中央从远东局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①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②何孟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的下层工作。^③

　　①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年秋冬）。
　　②《全总党团决议案》（1931年1月1日）。
　　③《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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