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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转折关头(9)


  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自八七会议以来的工作,究竟如何评价,李维汉有公正的论述,照录如下:

  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

  ……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在这次错误中,瞿秋白究竟应负什么责任,李维汉也有公允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

  ①②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等人,李维汉指出:

  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布尔塞维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党刊《向导》已停刊多时。1927年10月间,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22日通过决议,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编委还有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编辑部设在上海愚园路京生里四一八号。这时瞿秋白住在福煦路民厚南里附近,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编委会议。

  作为中央机关的综合性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了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地方通讯等,又辟有寸铁、读者之声、哀悼革命烈士等专栏。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出版,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年2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后,由于中央调整路线、方针,暂时休刊。4月底,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他对刊物的领导即告结束。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后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等五十余篇。在担任主编期间,刊物的各期社论,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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