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九大革命风暴中·下(10)

九大革命风暴中·下(10)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

　　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①

　　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17—718页。

　　这是极其宝贵的，大无畏的，捍卫真理的献身精神。瞿秋白正是抱着这种精神，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校举行后，第二天便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在开幕式上，陈独秀担任会议主席。共产国际代表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国民党要人谭延闿、孙科等与会表示祝贺。过了几天，汪精卫也专程到大会发表了演说，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这是自建党以来一次空前盛大的集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工作，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陈独秀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回顾了1925年1月党的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他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阶级无力与敌人对抗，因此应先退到西北去。这个意见是与鲍罗廷一致的。报告共分十一部分，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似乎面面俱到，又都没有明确具体可行的答案。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陈独秀没有自我批评的诚意，毫无承担责任的决心；整个报告缺乏一种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决心和信心，以致使听报告的代表们，都感到不满和压抑。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愤慨。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意的笑声、议论声，会场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的好，写的尖锐。问题也提的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的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愿，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依据。他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①，既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瞿秋白指出：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来源于“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不久戴季陶主义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

　　①《六大以前》，第691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