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九大革命风暴中·下(5)

九大革命风暴中·下(5)

　　8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

　　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我们的生活》第4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月北京特别会议关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年8月，瞿秋白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参加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

　　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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