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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董慧(2)


  董慧是香港名门之女,其父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著名实业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从广州去北京报考大学,适遇七七事变,充满抗战热情的董慧,不愿进大学而宁愿投奔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她曾听过潘汉年的报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慧对潘汉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2岁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与感情中的不幸与苦闷后,同情与爱慕使他俩结合了。但时间长了,董慧对这非正常的关系感到无法忍受,潘汉年自己也很尴尬。如今,这一烦恼的解决,出于他俩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亲自送她直到仪扬边区,眼看着交通员带董慧跨过了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当他独处寒室,情思董慧时,作《寒风曲》一首,诗云:“寒风吹晓月,大道锁青霜。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个多月的邻居,深感她朴实厚道、思想单纯、心地善良、劳动积极、作风正派。

  潘汉年继续留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主要负责上海、江苏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战绩累累。他在参加华中局甄别委员会工作时,帮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别是扬帆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头子一案,也是在他的过问下平反的。这期间,他也受到挫折,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整陈毅,潘对此不满,在高级干部中为陈呜不平,这样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广播”、“自由主义”。我很为他担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讲话不择对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爱搞小动作的哟!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安排潘汉年和夏衍撤离上海,于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香港。

  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动十分活跃和顺利。家务均由董慧操持,如买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亲明知女儿和潘的关系已非一般,但没有正式结婚,这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是很丢面子的。于是在她父亲的主持下,潘、董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29岁。

  潘汉年在香港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烟台、大连、天津的通航贸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文化界人士,还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西北军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从大陆各地转道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等地。此事历时一年多,潘汉年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困难情况下,没有一次失误。在政治上为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他的老搭档夏衍同志的话说:“潘汉年在香港,两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就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来在北平约见潘汉年,他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华东局驻扎地丹阳,在这里,集中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干部队伍,他们正紧张地做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次日,潘汉年被通知去陈毅处开会,他换上了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这虽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气质却并无多少改变。陈毅在会上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宣布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解放后,作为一个管理大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日理万机。当时,潘汉年和刘长胜(市委副书记)合住在丁香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里。晚饭后,大家都在大院里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长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们多数是工商界、文艺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较亲近的部下。从大家毫无顾虑的高谈阔论中,他得到了送上门来的许多信息,也借此联系了群众。人们觉得他谈吐自然,没有官架子,仍是从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园的门不好进,大门口有传达室,找人先要在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打电话通知,因为潘汉年是一级保卫对象。

  大概是出于“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汉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门铃,就被人领进潘的会客室。这时,常常仍有客人围着潘谈天说地,他见到我,站起来问;“有事么?”我点点头,不一会客人们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妇女问题,他仔细地听,没有丝毫首长的架势,那亲切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如宣传新婚姻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包工头、恶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几个。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还要把工钱全交给霸头,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传对她们也“不起作用”。潘汉年说:“这些流氓、恶霸都是社会渣滓,只有通过社会镇反,才能把他们铲除掉。”果然不久便开始了社会镇反,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纷纷起来揭发、控诉,人民政府把她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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