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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覆盆”廿七载(1)


  ①本文原载《文汇报》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纪念潘汉年同志

  文:许涤新

  一

  我知道潘汉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厦门大学,因为那时由他主编的《幻洲》,虽只出版几期就被封闭,但对于当时追求光明的青年颇有影响。记得《幻洲》的创刊号,还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这样,我就不仅读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认识他的相貌了。

  我和汉年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他是同刚刚从巴黎回国的陈往天同志(那年夏间,陈就在日寇飞机轰炸下死于非命)一道来的。除了潘梓年之外,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华岗、章汉夫、何云(抗战后期在华北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在突围时光荣牺牲)和我,都参加接待。座谈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他们两人看见我们的办公桌上稿子堆积如山,谈了个把钟头,就告辞了。

  大约是1939年的秋天,汉年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经重庆要到上海去。章汉夫同志约我一道去见他。那时他住在重庆上大梁子青年会的旅馆里。那次谈得相当长,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二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几位同志离开重庆到上海来。那时中共代表团设在南京;为了要在上海展开统战工作和宣传活动,因此,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一个机构,对外称为“周公馆”,实际是中共代表团的上海据点,恩来、董老、邓大姐和李维汉几位领导同志,每周轮流到上海来主持工作。在代表团之下,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书记是华岗同志,参加委员会的有刘宁一、章汉夫、潘梓年、夏衍、乔冠华和我几个人。“上海工委”的名义并不公开,而参加“工委”的同志则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公开活动。由刘晓同志负责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没有同“上海工委”公开接触。但是,汉年同志却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过,他来时总是在黄昏以后,这证明他的工作使他还不能公开到“周公馆”来。在我同他接触中,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当深刻,而且消息特别灵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时,有了“小开”的代号;到此时,我们也叫他“小开”,这是为了保密的缘故。

  那年秋冬之交,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和安东(丹东),政局恶化,日益严重。为了做好准备,周恩来同志除了忙于招待中外记者和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之外,还忙于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汉夫、胡绳、乃超、默涵、冠华等几个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同志则在董老的领导下,坚持到最后一天。有一天夜里,汉年到“周公馆”找恩来同志,谈了很久,当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保密,那是不能问的。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估计他会留在上海。但我的这个估计是错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达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几天,就在跑马地的走道上碰见汉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总是戴着礼帽走路。但是,汉年却从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不戴帽子,特务一下就会把你认出来。”他却说:“香港同上海的习惯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没有什么事情。”短短几句话,使我觉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随机应变的。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是“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据我所知,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的。

  刘邓大军在1947年6月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使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不能不发生难以形容的震动。敏感的香港社会,当然震动得更加厉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在港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民盟”的领导机关,并恢复活动(因为“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已经涣散)。同月,国民党的民主派李济深等也在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它们都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不久,我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显然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党的工作和汉年同志的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1948年秋起,在港的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有计划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位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据我的记忆,主要负责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的是汉年和方方两同志(记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经到广东内地搞武装斗争了)。章汉夫和连贯两同志为了陪送几位老先生,先后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来越少,工作更加紧张。在这里,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1949年4月间,大军胜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汉年在九龙弥敦道方方同志住处开完了会之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我们坐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他问我:“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由中央决定吧。”他说:“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讯一到香港,我们就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八楼举行招待各界的庆祝会。这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会。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国记者都出席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来宾。记得汉年也在这里露面,但他站在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几位熟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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