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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冤昭雪英名永存(1)


  ——王征明

  高饶事件成了爆发点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调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刚好一年,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案件的株连,被公安部专案组逮捕。

  正是这一天,我从《中国青年报》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报道了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永远开除党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要我彻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务等问题。我天真地以为一定是专案组不了解情况,弄错了。这些事公安部领导同志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领导巡视上海工作时,曾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使用特务有过定评,认为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而且他回北京给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上海表示纠正的态度还好。事实上我们已作了纠正。1952年公安部领导还通过一个案例,当面批评我是否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了。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严厉的审讯之后,另外来了两个40来岁的人,从其讲话口气判断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说:“饶漱石、潘汉年负路线之责,扬帆是主谋,你是执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为对敌隐蔽斗争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经过市委会议认可的。其实,饶漱石这样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据的。

  我被关押600天后,审讯员以一种特别的神情告诉我,已查明潘汉年是个“内奸”,扬帆是个“奸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战犯,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务康泽等均被开释,而我仍被久悬不结,气得大口吐血,立时写信给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没有下文。到五一节我又写报告,翌日放我出来。关押了6年零1个月后,我被以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于起诉。

  1963年得知潘汉年和夫人董慧亦获释,住在北京团河农场,半自由状态。扬帆则因拒不认罪,仍在狱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监,长期关押达7年半,潘、扬更被“四人帮”重新判处重刑,受尽摧残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和董慧已先后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与世长辞),这件历时长达27年的共和国第一冤案,才算了结。

  历史是怎样被颠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在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后,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但他的名字,我则敬仰已久。

  记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当时我还是一个参军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问我:“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谁?”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着我说;“潘汉年同志代表我们党同福建地方实力派陈铭枢和蔡廷锴谈判,实际上他相当于苏维埃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区黄花塘军部参加整风学习,潘汉年给华中局和军部干部作辅导报告。报告中引证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机会主义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有一段时间,在晚饭后,我到黄花塘去,经常看到陈毅军长和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热烈交谈。这些昔日美好的记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军“挟全国胜利之余威,军临上海”(陈毅同志壮语)。潘汉年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日常事务千头万绪,可是他才华卓越,日理万机,处理问题干练,遇事沉着不乱,从容不迫,有条不紊,驾驭自如。在上海刚解放的那些日子里,潘汉年同志始终指挥着我们度过一个个战斗的日日夜夜,领导着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敌对势力嘲笑我们“共产党只能管农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这座东方著名的大城市。旧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大本营。光特务组织就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和毛森等系统28个主要单位,特务分子累万。此外,还有一大批反动党团骨干,盘根错节的蒋帮余孽和黑社会势力。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华东局指示,要我们首先从思想上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向谁斗争这个根本性问题。指出进城以后,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犯原则错误。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改造要逐步进行,一定要分辩是非轻重,稳步前进,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错误。

  华东局还指出,我们解放城市是从外部打进去,群众既会热烈拥护我们,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准备又不够,所以进城后对社会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以免使自己陷于孤立。因此,进城后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国民党的机构接收过来并且管理好。(3)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交通运输。

  潘汉年同志是坚定地贯彻这些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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