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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散尽现忠魂(1)


  ——悼念潘汉年同志

  文:扬帆

  潘汉年当年蒙冤后,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作“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由于我是潘案的一个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为幸存者来说,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怀念,就更甚于一般同志。

  我和潘汉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的。潘案发生后,我也“升级”。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门向我宣布逮捕审查,押入监狱。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期,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上是度过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汉年于1955年4月被捕,预审期长达8年,以“内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我们最后的结局却不一样。潘汉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潘汉年在没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潘汉年含冤不白,客死异乡,死后连墓碑上还不能刻上真名。而我于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养病,结束监狱生活后,1980年4月撤销了原判决书,1983年3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和久别了25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汉年的彻底平反。人间沧桑,令人感叹。

  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汉年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不能具备的条件,为党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备,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和潘汉年相识在1943年,地点是淮南新四军军部黄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盐埠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我去军部“开会”。我匆匆赶到天长县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当场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时的问题。怕我逃逸,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其间,饶漱石亲自审问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责我是“奸细”。我寸步不让,坚决否认。我被说成是CC派(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是我曾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职,而这所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而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救国会”,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

  几个月以后,我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长脸,满面笑容,戴着眼镜,比我年龄稍长的中年人。牢房门被打开了,陪同那个中年人进来的负责看押我的保卫部门负责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潘汉年。你向他老老实实交代。”

  听说来人是潘汉年,我肃然起敬。尽管我对潘汉年不熟悉,但是我还是听说过他的很多传闻:党龄长,参加过长征,在党中央担任过许多重要负责工作。

  在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潘汉年开始对我审讯。潘汉年是一位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对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当了解。他显然没有带着“扬帆是奸细’”这个框框来审问我。这使我一开始就感到温暖。潘汉年审问我那天,窗外雪花飞舞,我被上了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我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潘汉年坚定地说:“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我先简单扼要地讲讲参加革命前的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了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一些历史情况。我对于潘汉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答如流,每到关键,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人和旁证人。另外,“救国会”是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于“救国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了如指掌,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汉年的审查以后,心中踏实多了。其间曾发生一件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名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其中有一首: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塌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潘汉年看了我的诗以后,他也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将它丢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谁复识英雄”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潘汉年给我的诗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在我被关押审讯10个月以后,1944年春,我被释放了。那天,饶漱石来看我,向我伸出了双手,说:“扬帆同志,你受委屈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组织上错了,你没错。”事后我才知道,对我的审查确是中央的指令。原来,延安整风后期,分管保卫部门的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占领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CC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戏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我原名)介绍的。就这样,把我牵连上了,我就成了“特务”。康生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我。这就是我这次冤狱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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