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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


  ——冯雪峰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原题为《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本书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潘汉年初次相识,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鲁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也记有潘汉年同别人一起去见鲁迅的事,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潘汉年显然不可能是代表党去谈问题的。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酝酿是从1929年10月后就开始的。潘汉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这时候,据我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像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谈。

  大概在1929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成员12人,我记得是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邨)、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冯雪峰。这也就是发起人和筹备人的意思。这名单是由潘汉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决定的。

  在“左联”成立时通过了由冯乃超起草的纲领草稿,当时作为中宣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肯定看过。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是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开的。到会的我记得有30多人。潘汉年代表党先讲话,而后是鲁迅等讲话。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成立,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间,也是潘汉年发动和主持的。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汉年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担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汉年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间。12月底我从上海到瑞金的时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们党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汉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产国际联系。

  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间。6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联系。我随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转中央,向中央请示埃德加·斯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和报告,潘汉年已同我取得联系。

  这一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约四五天,随即到陕北中央去。

  潘汉年回上海后,即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潘汉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间,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两广反蒋事件失败的时候,潘汉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区的一个很僻静的X园里(可惜地名已忘记,只记得里面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见了张学良,但是飞机没借成。到现在连当时要借飞机做什么用也给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钟,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30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间,即在抗战开始之后,叶挺同志来到上海。当时叶挺同志住的旅馆在沪西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潘汉年带我去看望叶挺同志。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汉年告诉我,李一氓从西安调来,将在叶挺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8年2月间,左恭从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党的关系,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过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过邵荃麟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同左恭谈了话。我自己还到潘汉年家去做过客。这是我们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理者冯夏熊注:这是根据我父亲冯雪峰同志的遗稿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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