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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潘汉年同志(1)


  ①本文原载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陈云要求夏衍写的,是国内首篇披露潘汉年光辉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时间作了订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1982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①,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①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杂志。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①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

  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

  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

  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中国互济会]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 1519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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