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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1939年初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袁殊正好赴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当他获悉潘也在香港后,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向潘汇报情况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及他目前的真实处境。原来,1939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特工总部“76号”时,不慎被抓获,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亲自审问。当袁殊供出与岩井英一关系时,李即与岩井取得联系,由岩井出面保释。

  岩井是个中国通,他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的高级特务头子。此时他正任职于上海日本使馆,名义上为副领事,实际上是岩井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汉奸,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岩井与袁殊早有往来,这次袁被保释后,便加入了岩井特务机关,成为其中一名正式的情报人员了。

  根据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按时来到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殊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说明自己目前的身分和处境。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潘汉年没有对袁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而在事后又继续信任他,这一方面表现了潘汉年对情报工作的自负和为人的厚道;但另一方面也正好暴露了他太重感情的性格。难怪他的老战友,与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当时就劝他不要用袁,事后还惋惜地说:“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不过,就是像袁殊这样的人,正是在潘汉年的争取引导之下,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做了不少工作。

  有学者认为,潘汉年利用袁殊这件事,得失相比较,得是了不起的,而“失”却被人为地抓住不放,进而冠之于“内奸”,真是冤枉至极!至于袁殊,自从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所谓“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1954年军委审干时对他所作的结论比较准确,结论认为袁在1935年被军统逮捕后自首属于严重政治错误,指出袁后来为中共情报机关服务,应充分给予肯定。1955年4月,袁因潘案而牵连入狱、1982年又因潘案的平反而平反,这是后话。

  袁殊把事情讲完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潘汉年:“你到我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袁殊的问话,无疑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题。袁要从潘的口中套出真情,潘则镇定应付,他淡淡地回答:

  “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地位。同时搜集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听了潘汉年的话,袁殊得到了满足。因为袁深知投身于岩井机关将意味着什么?何况,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泯灭良知,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的汉奸分子。他是在岩井保释之下进入日特机关的,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他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作为曾经服务于中共情报机构的他,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谅解,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潘汉年的话解除了他的疑虑,也为他指明了工作方向。于是,他进一步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潘汉年考虑到袁殊这条线索的特殊关系,他虽然知道与岩井见面的后果,更知道情报战线上的风险,但为了扩大搜集敌伪情报的来源,他决定乘机打入“岩井机关”,深入虎穴,去和岩井周旋。因此他坦然地回答:

  “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香港合作搞情报。”

  潘、袁百老汇大厦秘密会面之后,袁殊即将潘汉年的情况报告了岩井英一。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系统领导人,岩井自然特别有兴趣,他还答允与潘汉年直接联系。于是,“胡越明”之名,就被列入了日特“岩井机关”的中国人花名册上。

  时隔不久,潘汉年接到袁殊通知,要他在上海虹口区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里,和岩井会见。由于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双方都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情报内容。岩井也没有向潘汉年提出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十分客气地称潘汉年为“胡先生”,欢迎他同袁殊合作,做他们的朋友。随后,岩井又问了香港和重庆方面的一些情况,问了他都认识哪些人,等等。潘汉年也一般性地讲了一点香港和重庆大后方的情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况,还谈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的关系,等等。

  1939年11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他们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另外还要提供办刊的筹备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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