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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在白天因为工作在乎,最杂闹一点,就是特别惊人听觉的救火车驶过,也不会觉得扰乱。夜半醒来,听那马路上永不停止的车声,却另有一番妙境。滞重粗野的电车声在这个时候是停止了。呼、呼的汽车声,能够拍合你失眠者心弦的震动,拍、拍、拍的脚踏摩托卡急而且颤的声音,能够激动你蕴藏心底的焦灼与愤怒。疾疾微喘轻快的人力车声,能够拂起你的忧思哀怨。……这些,使你走入另一个世界,较之置身酒绿灯红,钗光艳影,肉色迷人的环境中,另有一番捉摸不住自己灵魂的神秘。”

  “听车楼主”那种自得其乐的神态跃然纸上,而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上层统治者的藐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向往等多重复杂的情感,又是那么真切!“听车楼主”给了读者一个完全不同于“新流氓主义”者的新形象。我们不妨从《幻洲》第2卷第1期开始,对潘汉年所发表的文字,作一概括性的分析,便可发见其中许多的不同之处。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改变了以“骂”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和四面出击的斗争方式。其矛头所向,主要针对国民党新军阀及其帮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揭露他们绞杀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1928年新春伊始,潘汉年以泼皮的笔名,发表了一首题为《元旦书红》的讽刺诗,内中写道:“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国民党新军阀残忍的本性,阴暗、腐败的特征,也可略见一斑。在潘汉年的笔下,筹划“清党”运动的吴稚晖、投机善变的汪精卫、独夫民贼蒋介石,都成了他讨伐的重点。《汪先生悔不当初》、《吴稚晖先生真有先见之明》、《革命必可成功与鸦片烟老爷》、《反赤声中之出版界》、《又多了一种党阀》、《共产余毒与吴稚晖》等,这一篇篇声讨檄文,嬉笑怒骂,笔锋犀利,无情地鞭挞了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国民党头面人物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罪戾。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开始从一般就事论事的方式,转向从政治思想上加以剖析,给人以多角度、深层次的启迪。在《血淋淋的头》一文中,潘汉年在叙述了国民党镇压“宜兴共产党暴动”后,将几个“暴徒”的脑袋割了下来高高悬在无锡火车站的情景后,马上笔锋一转,写道:“挂着几个既不象西瓜又不似南瓜的血淋淋的人头,至少在今年的反赤中是一幕‘壮观盛举’吧!唉,革命的成绩。”潘汉年进而指出,将“血淋淋的头”挂起来,不是蒋介石、汪精卫的首创,南方的孙传芳、北方的张作霖,都曾经“先试为荣”,“玩过这套把戏”。国民党新军阀只是照样“再来一次”而已。在《南京事件》一文中,潘汉年再次将国民党军队枪杀徒手民众的惨剧同北洋军阀枪杀学生“三·一八”北京惨案相提并论,并尖锐指出:“我们深深地哀悼死难诸同胞,但我们无须向人间伸正义,求人道!正义人道早已消磨在汽车轮下的马路上;我们只求民众自己深深的去追求所以被惨杀的由来!”这些文字,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从单纯抨击旧的社会制度,揭露旧世界的黑暗,转到从中国革命的高度对某些政治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在《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现在要怎样》等文章中,潘汉年着重批驳了那种“党国奠定,革命伟业,成功在即”的观点,认为革命并未成功,倒是要“干着喉咙来说今年革命失败的由来”,说“这是新的统治阶级产生之由来”。潘汉年评判革命未获成功的标准有三条:其一是“政治革命前的文化运动是幼稚的,是狭义的,那末政治革命的结果当然是跟着错误、失败”。其二是“中国文化落后,革命的能力也薄弱”。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上至政客下至工人农夫,都知道革命两个字了,可是每个人革命的要求怎样呢?是不是每个人的心中要建设一个合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要根本推翻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是不用说的。“中国人民的知识程度因文化之落后,幼稚到不可言说,发生目下的僵局是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闹了这么久国民革命,未能把“原有的特殊阶级统治的势力根本消灭”,“不过撵走了一批老的家伙,换上了一批新的人物而已”。其三,“现在政治革命的意义,根本是没有把民众做主体”。潘汉年指出,现在只有少数的特殊阶级,想抢得政治的地位,教我们走路,而没有我们自己所要走的那条路。“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要希望政治革命的成功吗?”既然革命要靠民众做主体,既然中国的民众又很幼稚,文化程度很落后,那么就必然要提倡文化运动。潘汉年认为,“革命的产生,是先有革命的文化”,他说:“我们回顾中外每次革命的产生,就知道一定是先有多少革命文化的运动,然后酿成一次革命的政治斗争。”潘汉年断言:“文化运动是走在政治革命之先的,绝对不是依靠政治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力量来造成文化运动。因为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绝对不是政治的造成。”潘汉年的结论是:“只有发动文化运动,展开文化革命,才能酿成一个有希望的政治革命。”他大声疾呼,“大家预备着二次革命”。

  “听车楼主”的这些文字,论述未必精当,分析未必深刻,但通篇所反映的“赤化”思想,不能不引起国民党新军阀的仇恨。1928年春,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开张之初,也是蒋介石黄袍加身之际,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能允许它继续泛滥吗?对于《幻洲》半月刊的命运,潘汉年、叶灵凤他们都有过最坏的打算。1926年10月《幻洲》刚出第2期的时候,叶灵凤就在编后随笔中写道:“每夜都风声鹤唳,恐怖时代,大约真快到了。但愿下次在纸上见面时,我们大家都能安全。”待到第2卷第5期出版时,潘汉年在《十字街头》上,借读者之口,承认一期之中至少发表几篇“触犯国府要人和地主资本家的文字”,并且预言,“常此下去,将通令停止发行哩,再利害些,又将捉拿编辑先生,或吃官司三日,或得开刀或枪毙大吉之喜……”

  “听车楼主”的话不幸被言中,1928年1月,《幻洲》出版第2卷第8期后不久,果然被国民党上海警方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

  顺便提及一事,《幻洲》是潘汉年与叶灵凤合作时间最长的刊物。虽然后来潘、叶两人走了不同的路,潘弃文从政,叶依然活跃文坛,但他们心照不宣,始终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四十多年前,潘已身陷囹圄,叶有一次走过霞飞路,看到当年听车楼的旧址,不禁有感而发,深情地写道:“昨天夜里经过霞飞路,望见当年听车楼的旧址如今已改作洋服店,真感到沧海桑田,就在我这样小小年岁的人的身上,也已经应验着了。谁知道在那间小小的楼上,当年横行一时的《幻洲》半月刊,就在那里产生的呢!”叶灵凤还回忆了“另一个编者”,说如今我们只能“悄悄地低声谈着他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叶灵凤依然惦念着昔日的战友潘汉年,足见两人感情之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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