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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主笔·骁将·书记

  一、置身营幕任主笔

  1926年11月23日上午九时,日本DA—F00客轮发出一阵长长的笛声,缓缓地离开了上海虬江码头。紧靠岸边船弦上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穿浅灰色西装,脚踏皮鞋,白衬衣领子下系着一条格子领带,一副入时的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好一派上海滩小开风度。他,正是自诩为“新流氓主义”者的潘汉年。

  潘汉年何以离开《幻洲》编辑部登轮远行?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创造社出版部的业务从1926年春潘汉年加入该部后发展很快。许多新书刊在该部附设的门市部常销售一空。顾客天天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赤足拖木屐”的工人,有穿着学生装的读书人;有些人往往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买书。由于读者多,营业额急剧上升,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26年3月至7月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出版部的营业额就超过了16000元。也因为这个原因,三德里这条小弄堂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引起了反动军阀当局的注目。此时,上海政局控制在直系军阀之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兼任淞沪督办。

  这位被称之为“恪威大将军”的直系“联帅”,正面临国民革命军在浙、闽、苏、皖、赣五省的武力威迫,惶惶不安于“赤化”,对其后方基地上海控制极严。8月7日,由淞沪警察厅出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四个“小伙计”。这一天,潘汉年不在现场,免遭了一次牢狱之苦。事发后,潘汉年为营救同伴四处奔走,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阮仲一,请他们设法营救。经各方串联呼吁,加之警察厅“证据不足”,该厅厅长只好顺水推舟,于8月12日放出了这四个“小伙计”,并批准创造社出版部重新开业。

  这件事发生后,潘汉年与中国济难会的关系又深了一层。经组织同意,潘汉年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成为该组织一名得力骨干。当时,中国济难会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他们中间有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潘汉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26年11月23日,由该组织推荐,潘汉年代表中国济难会上海分会,到武汉出席该组织的筹备会,商议有关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

  临行前,潘汉年将《十字街头》第6期的编辑工作作了交代。《十字街头》既是他投枪的战斗阵地,又是他精心培育的果实,待船离开码头后,他便一头钻进船舱,伏在木板桌上,奋笔疾书,为《十字街头》撰稿。稿子写成后,潘汉年分别在镇江、南京两次邮寄编辑部。对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潘汉年在当时就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讲到在船上寄稿给你,颇费一番苦心,现在从天津到上海,各地不是都在戒严期中吗?来往的信件都要检查,他们认为‘有犯戒严条律’的时候,便可任意扣留或把它充军到火炉里去的。我们的稿子是不是在扣留或充军之列,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要看大爷们的高兴与否。

  “为了第6期不好延期的缘故,我们的稿子又不得不寄,要寄又怕‘没收’,没有办法之中,我想出一项骗着自己的办法:你收到我的信和稿子不是都由樱岛女士转来的吗?你的名字下面不是有‘妹妹’两个字吗?我想当你们收到我的信的时候,一定要骂我有意打趣,开玩笑,是不是呢?谁知我是小心翼翼,郑重其事,一点也没有开玩笑;信面上写的是‘A字11号樱女士转邱小姐收,和秀英缄’等,是特别请蔡先生模仿女子的袅娜纤字;信封里面,第一张信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韵铎吾妹妹’等字,所以要这样写的用意,无非是想告诉检查信件的大爷:‘这是小姐和小姐的通信,并无赤化嫌疑,请你放它过去吧!’

  “但‘大日本’公司的DA—F00船上竟会没有一只信箱!我们上了船,占定房间以后,就‘穿山甲’似的找寻信箱之所在,后来问茶房才知道没有为我预备。”船到镇江,停泊在江中的‘渡船屋’旁边,‘渡船屋’上当然没有邮筒的,不得已只好将一大捆信件交给茶房,再三恳求他要设法付邮,不好‘拆烂污’!”一个有极强事业心的十分机灵的青年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是他日后能够胜任情报战线工作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第二次邮寄是在南京。船停靠江边码头后,潘汉年将夜间写好的三段杂感放入信套里,照第一次一样,如法炮制写上“樱女士转邱小姐”等几个字,贴足邮票,自己上岸寻找邮筒:

  “果然,一上岸没有几步,就见一只绿色圆形的邮筒立在路旁,我多么高兴呀,把信塞进邮筒里的时候,好象一对情人久别重逢一般的心醉神迷。”

  潘汉年的此次武汉之行,收获甚大。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陈潭秋、李硕勋等当时中共一些最主要的领导人。会议期间,他认真地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李立三的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的国际国内问题报告以及李硕勋的学生运动报告,大大开阔了视野。

  当时,武汉三镇刚被北伐大军收复,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潘汉年多次参加了武汉的群众集会,并同与会代表一起赴湘参加长沙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薰陶,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许多。这些变化,不久后即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在他的笔下,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会议结束后,中国济难会全国代表大会因故未能召开。惦记着《幻洲》《十字街头》的潘汉年,无心逗留,于1926年12月下旬返回上海。

  就在潘汉年往返沪汉之际,北伐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击东南各省,向长江中下游推进。国民革命继续呈蓬勃发展的趋势。当时,执掌北伐帅印的蒋介石正盘算着发动反共阴谋,但在表面上,依然标榜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赞成国共合作。尤其是北伐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他还需要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于是,中共的知心朋友,大名鼎鼎、闻名大江南北的创造社盟主郭沫若,被请到了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辅佐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按当时规定,总政治部的活动范围是第二、三、六军等部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江西地方的民众工作。

  郭沫若走马上任后,迫切感到需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他与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李一氓协商后,决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一份小报,定名为《革命军日报》。

  《革命军日报》是一张八开的宣传性的军中小报,其内容要求不仅政治性强,而且文字活泼,融理论性、可读性于一炉。郭沫若与李一氓在南昌和武汉两地居然未能物色到合适的编辑人选,便把主意打在了潘汉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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