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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勇斗“四凶”

  潘汉年度过了“耕读”兼容的少年时代,向生活迈开了新的一步。

  由于书香遗风的薰染,父亲和学校师长的严教,使潘汉年打下了良好的旧学根底。如果说,这首先应归功于父亲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却是他品格特征养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潘汉年的母亲巫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平时,她总是任劳任怨,全身心地为丈夫的健康和孩子们的生活操劳,她那“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深深影响着潘汉年。潘汉年在日后能够适应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不过,为人后母的母亲,又有那种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这也为潘汉年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

  家道衰落,使潘汉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了解劳动者的疾苦。宜兴历来是个物产丰富、地灵人杰之地,但自民国以降,却成了新旧军阀混战的是非之地。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兵匪灾祸的蹂躏,使得秀丽的宜兴到处充满了沉疴积垢,出现了一幅黑暗腐败的景象。1924年12月间,郭沫若曾亲赴此地,调查江浙战争后的社会状况,他如实地写道:“黑暗、路烂、臭不可堪是宜兴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听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

  郭沫若目睹的这一切,潘汉年却身临其境。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潘汉年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人民、同情穷苦者的品格。每当村上来了乞丐或逃荒的人群,他总是默默地跟随他们。村边宗祠是无家可归者的一个宿地。孩童时代的他,经常爬上宗祠边的高树,看着逃荒的人在哭泣,看着乞丐在寒冬用唾沫擦着身上的泥污,这生活中的惨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激起了他反抗旧社会,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崇高志向。这种品质,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即使在身陷囹圄之际,也没有丝毫改变。1976年,潘汉年在湖南,×××××之风,正弥漫在湖南农村。加上水旱灾害,湖南农村许多地方颗粒无收,饥民纷纷远走他乡,以乞讨为生。一天,农场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乞丐,潘汉年问明情况,不禁长叹一声,拿出一张人民币。年长的见了吓得掉头就跑,因为那是一张拾元钱。当年10元钱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末了,潘汉年将钱塞给了小孩,“杯水车薪哪!”潘汉年摇了摇头,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难以辨认的笑容。

  潘汉年出身和成长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大变迁之时,在这么一个旧中国行将完结,而新中国尚未建立的漫长而动荡的年代里,潘汉年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和历史大事件,从武昌城头的枪声到天安门广场的呐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到第一次大革命洪流的勃发,潘汉年不断地接受到浩大革命风潮的冲击和推动,逐步走向了成人之路。

  1922年,潘汉年被迫离开校门,涉足社会后,他所选择的第一个职业,便是教师。他通过同乡、小学教员徐应荪的介绍,先后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和桥镇养初小学任教。刚满16周岁的潘汉年,继承了父辈的衣钵,开始执教鞭于乡间。与父辈的情趣一样,潘汉年非常喜欢教学工作。执教之际,他不仅认真备课,重视课堂教学,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生消化课堂内容,补充新的知识。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亲自动手,与学生一起定期出黑板报,开辟了一个《小研究》专栏,发表学生自己撰写的文章;同时,他还组织每星期六的演讲会,让学生们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潘汉年的这些举措,使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摸索,潘汉年对教学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潘汉年认为,教学的好坏,最关键取决于教员。一个教员的最大作用,就是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使学生获得牢固扎实的知识。不仅如此,还应该启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做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这是教师的责任。基于上述认识,潘汉年对那些不联系社会现实的旧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提出了改正意见,对那些混迹于教学岗位,但又得过且过、不安心教学工作的教员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由于教师的不负责任,“胡乱地敷衍”行事,使得那些“好好的儿童,无故地受摧残”,这是误人子弟。对于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迅速走开,从小学教师队伍中将他们清除出去,“以免误人误己”。潘汉年强调,作为一个教师,无论中学还是小学,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要“言而能行”,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同时,还要积极的工作,“努力发扬中国教育”。潘汉年认为,这样的教师,才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教育者”。至于受教育者,潘汉年认为,学生不仅要接受教师灌注的课堂知识和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实际,学习无字之书。为此,他大声疾呼,提出了“到乡间去”的口号,主张学生在暑假期间,组织起来到乡间去,去领略乡间“那种敦厚的自然美。”以“陶养出幽美情绪”,做一个社会有用之人。这些想法虽然未必精当,但不失为卓识之见。尤其在那个年代里,能有如此的认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况且,这些想法出自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学教师的笔下,也算得上是一件奇事了。

  潘汉年在执教期间所形成的上述想法,显然与当时沉闷腐朽的教育界是格格不入的。客观的环境,为他走上反抗旧制度的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

  时代的风潮和激烈的实际斗争,是潘汉年迅速成长的催化剂。如果没有“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激励,没有“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没有大革命狂飙的冲击,或许潘汉年也会遵循其“耕读传家,不入仕途”的祖训,在乡间执一辈子教鞭,过一辈子田园式的“清福”生活。一场与恶势力面对面的斗争,打破了祖辈为他设置的生存模式。事情发生在1923年夏天。当时,宜兴教育界由学阀、教育局局长周聘高把持。他在教育界安插的亲信,人称“四凶”、“五恶”,他们排斥异己,敌视民主与科学,气焰十分嚣张。而周的父亲“周瞎子”也利用儿子的势力,在宜兴县城城隍庙附近设案焚香,专事算命卜卦、以迷信活动骗人钱财的勾当,害人非浅。这年暑假,为打击周聘高和其父的丑恶行径,潘汉年与《宜兴评论》的进步青年,自编自演以“周瞎子”迷信害人为内容的讽刺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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