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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献给我最好的朋友

  ——吴征

  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

  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

  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

  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

  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

  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

  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

  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 home again, 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

  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

  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国大百科全书通知杨澜,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颠年鉴》。我很佩服杨澜,因为上述这些事,我不说,她是永远不会说的。她只是怀念着北京外国语大学食堂中的白馒头与窝窝头,还有上海城隍庙的各种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虾、醉蟹。

  杨澜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综艺》的峰巅状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执著地要回国。说实话,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变初衷,改为在美中两地来回发展。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决心彻底回国了。

  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乐得其所的家吧。

  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

  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

  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

  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

  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

  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

  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段文字,权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荡。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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