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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书八万言(2)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3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事件。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习仲勋二人进行全面审查。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但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实际上,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二日,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审查的口的不过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说: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3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帐”升级,“新帐”再添。连1961 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今天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他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

  彭德怀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毫不在乎。每天仍然是早上拿起他的锹和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篡军基点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收买人心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他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信只是作为新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此后3年,他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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