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 “鼓咙胡”的回声

“鼓咙胡”的回声(1)

　　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门牌为180。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作出评论。两天以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在电话上还告诉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毛泽东要中央办公厅将会议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目的是为了各地区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避免同一个地区的人谈来谈去总是一个调子，问题展不开。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它象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有些没有讲话的人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7月17日到22日，各组共讨论了6天，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话讲得重了一点。还有人说，《意见书》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赞同《意见书》的人，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表示，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对于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对于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是很有好处的。当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有人还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一位省委书记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一位在中央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己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也有人基于某种经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悄悄对人说：“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3个人的发言。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和彭德怀共同住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他们两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又补充了几点：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二、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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