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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的遗憾(1)


  1958年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军内闻名的反教条主义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彭德怀,会后30多年来,对于他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评论。他在这一历史公案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这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是军队落后了,应当赶快跟上来。正式“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根据中央这个建议,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的黄克诚,黄立即召集各总部首长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并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工作。

  这次扩大会,从5月27日正式开幕,到7月22日结束,共开57天。会议的规模和讨论的重点,都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彭德怀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也明显表现为两种情况。

  5月27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参加的人数较少,没有贴大字报,会议的内容也没有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当时彭德怀的态度主要是:一方面站在会议主持人的立场,想方设法把与会人员发动起来,大胆发表意见,揭露矛盾,大争大辩,统一思想;另一方面又从军委工作领导人的角度,把自己当作整风主要对象,带头进行检查,暴露思想,“引火烧身”。他虽然在发言和插话里,也多次提到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但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在成都会议期间曾经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原是想解决别的问题,并没有准备把反教条主义拿到军委扩大会议上来。他在5月24日的预备会议上也是这样布置的,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彭德怀在会议的这一阶段,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为着把会议开好,可以说是禅精竭虑、费尽心血的。但是从会议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会议的热烈程度还是揭露问题的深度,都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要求。甚至他希望着重解决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方针问题,也没有形成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开到6月9日,开始转入第二阶段。

  这天下午,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他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另外,黄克诚在6月9日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说是“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这项传达,对于会议的重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对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据林彪在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说,毛泽东去年对会议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他林彪的功劳。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还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是主持人,彭德怀是批斗的对象。林彪讲的这些话,显然有打击彭德怀、抬高他自己的成分。但是他所说的以反教条主义为会议主题是他出的主意,是毛泽东作的决定,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彭德怀遵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立即调整会议部署,第二天便发出增加与会人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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