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遭受抵制的讲话

遭受抵制的讲话(1)

　　学习苏联经验，军队和全国一样，到1956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领导上强调的主要方面，是要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在这以后，强调的则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彭德怀在1957年2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批评该院学习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在1956年3月17日的一次军委会议（有各大军区的首长参加），黄克诚传达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对于军队如何保持优良传统的问题曾有指示，即在实行军衔等一系列正规制度之后，担心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政治工作、群众路线、党委领导等，应该引起严重警惕。让各军区、各院校、各部门加以检查。很明显，这些问题是和如何学习苏军经验有着密切关系的。

　　同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着重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口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同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随后，在同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当时军队在有组织地深入学习这些文章和文件中，许多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变化，学术研究空气活跃起来。特别是军事训练系统中，在如何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更加公开化，在全院学习中央关于5个文件的通知中，暴露出对教学工作看法的很大分歧，直到学习5个多月以后，准备进行学习总结时，有些看法还没有取得一致，一时难于作出定论，以致学院党委不得不宣布暂时不作文字总结。军事学院有一个战役系，在这里学习的有52名将军，他们多数是红军老干部，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囚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开始引起他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不久前曾担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的处长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信中对于学习苏军经验的方法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漏洞很少。小自对一个日常生活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整套。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收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不对头。还美其名日‘批判地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

　　写信的人最后恳切表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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